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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s blog

Do not think this is all about my life. It's just a collection of news. I'll have another blog one day, hengheng...

Thursday, September 09, 2010

工信部官员批评地方节能减排搞突击

 2010年09月10日02:27 京华时报  

本报讯 (记者张艳)昨天,针对一些地方对钢铁等产业限产突击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巡视员贾银松表示,节能减排应该常态化,不应该采取运动式或一刀切。

 该人士是在通达中国水泥万里行闭幕式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这一看法的。目前,河北、山西、江苏、浙江等地拉闸限电,甚至有的地方直接让企业停 产,把老百姓的用电也停掉,以求突击完成节能减排任务。贾银松批评有些地区采取极端措施不妥当,他说,一些地方前期不做工作,在发现过度肥胖后,突击减 肥。节能减排目的是为了改善环境,让老百姓都受益。拉老百姓的电与节能减排的宗旨完全不一致。且节能减排应与淘汰落后,兼并重组,技术改造等结合起来,应 该疏堵结合,不是简简单单关停。

  贾银松说,按季度计划推进节能减排目标是个不错的建议。节能减排要有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对于工信部向各地方政府下达的在9月底前确保完成的2010年18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贾银松称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据工信部公布的目标,炼铁要淘汰3000万吨,炼钢825万吨,水泥9155万吨。

Friday, May 23, 2008

殇—— 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忏悔

殇—— 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忏悔
文章提交者:m**luesky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殇—— 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忏悔


书剑子

前言:我发现前天转载我的博客文章《一个土木工程师的灾后思考》的部分网站,迫于一些压力,纷纷删除了我的文章。但是,我还是在再次写下这篇文章。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我是一个土木工程师。做人要有良心!我的结构动力学学得再好,我的设计水平再高,也无法挽救那些可爱的孩子的生命,因此我要写下这些文字,来表达我无能为力的忏悔!我要写下这些文字,作为我对某些专家的鄙视,我要写下这些文字,作为我对这个畸形的制度控诉!哪怕明天我就走进监狱的大门,也不能让我闭嘴。如果是那样,你不要悲伤:就当我在地震中陪孩子们走了。

最近,很多专家谈到灾区大量中小学倒塌的原因问题。我也发表了两篇博文进行了阐释,但是由于文章过长且写的东西较多,结果反而冲淡了我关于这一问题的解释。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进行调查,所以说某个学校倒塌是否是豆腐渣工程,还为时太早,但是,以一名工程界人士的常识性经验来看,近10年新建的教学楼中,存在猫腻的工程必然是大量存在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涉及到法律问题,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奸商,也不能冤枉一个无辜,所以现在不能逞嘴皮痛快说某栋建筑就是豆腐渣工程。但是绵阳教育主管官员急吼吼地站出来申明“说教学楼中存在豆腐渣工程是没有依据的”,我觉得倒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觉得要第一个从他查起!确实,现在我们还没有可靠的依据来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工程进行置疑,但是对于该官员辖下的大量倒塌的教学楼,人们根据现实生活中形成的经验数据,有理由相信其中必然包含一大批不合格的,存在严重问题的工程。我想问问绵阳的这个教育局副局长大人:你辖下数千学生葬身本该是他们度过花样年华的教学楼里,你现在如此着急地申明,晚上就不怕孩子们的冤魂去找你吗?

建筑结构专家们也出来指手画脚。说实话,作为一个土木工程界人士,我深深地为死去的孩子们感到惭愧,惭愧我作为一名土木工程师,没有尽到我的社会责任。而这些专家教授院士们,坐在舒坦的皮沙发上,和记者们侃侃而谈他们渊博的专业知识,引经据典,说什么“教学楼的抗震问题是世界普遍问题”、“主要原因还是这次地震的烈度超过当地设防烈度,且当地由于经济原因,很多建筑设防不足”。从狭义的技术角度,他们的话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他们作为公众人物,技术专家,过分强调这样的观点,甚至设法让公众认为这是唯一解释,这是违背专家的社会责任的。这也是专家与平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平时,很少见到这些高高在上的专家学者们给公众普及多少专业知识。但是一旦一些突发事件来临,总有专家出来提供高论和让人大跌眼镜的专业高见。

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专家敢站出来直陈现在土木工程界存在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专家们一直回避、混淆视听,企图将建筑破坏和建筑发生脆性破坏,粉碎性倒塌混为一谈?为什么总是强调这次地震的震级,不能提出哪怕一点的建议?

某位国内知名的抗震专家,在发表一堆高见后,不忘显示一下他作为专家的深虑远谋:周锡元教授提出了他的思考,他建议:对学校、医院等人口密集、人群自救能力差的地方,提高标准,加强抗震能力,赋予紧急避难场所的功能。这样在发生灾难的时候,学校可以放假,腾出来作为避难场所。而城市需要有避难地点。

如果老先生能够凭良心站出来说:“如果学校的房子都达到目前的相关技术标准,那么师生的死伤将大幅度减少”,那么他才对得起他这么多年来拿的纳税人的钱,才对得起他所获得的那么多科研经费!纳税人把钱给他搞研究,难道就是让他发表这样的高见的吗?

目前绝大部分农村和乡镇的学校,连现行的技术标准都没有达到,还谈什么“可考虑将学校建成紧急避难场所”?也许可能,过几年后,北京、上海的孩子们能住进了可以当作避难场所的教学楼,但是,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学校里可能还是有大量不地震都掉渣的危房!

这次教学楼的倒塌,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规划设防过低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技术上,我想并非该专家耸人听闻的观点“校舍建筑抗震能力差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在经济上,我国现在经济总量,完全有能力建设合乎现行技术规程的教学楼。别的不说,就是光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费用,就够建造上千所地震震不塌的教学楼!但是问题是,有些人宁愿把钱用来建造只有极少数才能享受的“艺术殿堂”,也不愿意建造几个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学校!在规划上,如果真的符合我国现行建筑抗震规范要求的教学楼,绝对不会发生如此惨重的伤亡,这一点,我想在灾后调查里,会显示出来!问题的根本,绵阳的教育官员也委屈地说出来了:国家的投入不足!我国的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的比例之低,处于世界末位(注意我是说占预算比例,不是说总数。所以不要有混淆视听说我国底子薄之类的废话)。因此,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就是一个无耻的谎言!我不知道孩子们葬身的废墟里,能否找到这样的标语。此外,如此低比例的教育经费,大部分都划拨到了高等教育领域。现在有些高校,钱都多得花不掉,需要到财政年年尾“突击花钱”。北大校长和各学院院长等官员开个会,都要到西郊宾馆开个房间住下来,然后在宾馆里开!划拨给基础教育的经费占教育经费中的比例很少,而基础教育的经费中的绝大多数,又划拨给了城市。据有关人士前几年统计,上海的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是590多元,而偏远地区,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甚至不足10元!两者相差近百倍!

按照绵阳市教育官员姚定解释称,过去国家给拔款建校的标准只有400元/平方米,而最近几年才调到500元/平方米。相信土木工程界人士知道这个预算意味着什么,更何况少数官员还要雁过拔毛,承包商还要有利润。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能有遮风避雨的房子就不错了,还谈什么达到国家抗震的技术标准?所以,周院士的良好愿望,恐怕等老先生作古以后也不会实现。

同济大学某著名土木工程专家,水平比周院士要高那么一点点。起码他看出来,这次地震倒塌教学楼多,不是因为“教学楼的抗震问题是世界普遍问题”,而是因为这次地震强度大,超过设防烈度。更何况当地教学楼有的比较旧,达不到设防要求。所以不倒都难。

说明该院士是完全知道这些地方的教学楼达不到目前的设防要求,那么我怎么就没见老先生作为土木工程界的著名专家,表达那么哪怕一点点悔恨——恨自己作为土木专家,未能呵护好祖国的花朵?为什么就不能提议,灾后要排查全国的学校教学建筑,并将不合格全部加固到满足我国现行规范?为什么老先生就不能反思一下我国目前的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所以导致灾区学校设防标准低?难道纳税人的钱养出来的专家就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口吻发表高见的?

这次四川地震学校的惨重损失已经震惊得日本的专家们静悄悄地敦促政府排查学校的建筑质量了,我国的土木工程专家院士们都西装革履地坐在皮沙发上高谈阔论这次地震强度高烈度大,不但没有一丝丝的惭愧和内疚,反而洋洋自得地表现自己高人一头的话语权!



我花了很多精力,看了电视、网络上的各种影像资料和图片资料。我认为,这次地震是天灾,但是如此巨大的伤亡是人祸!大部分没有去过灾区亲自察看,不要紧,网上有震中映秀镇的航拍图像(http://umedia.nddaily.com/#20080516-34),大家看一下,如同身临其境。从这个图像上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这里是震中,是伤亡最惨重的地方,但是依然有一大批建筑歪歪斜斜屹然挺立。虽然这样的建筑在灾后已经无法继续使用,但是,他保护了里面绝大多数人员的性命!

从这个图像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倒塌的房子大部分有3-6层,体量较大,在当地应该算是比较好的比较正规的房子。可能是经过正规设计的房子。做了抗震设防的建筑,基本没有造成大面积人员伤亡!而根据废墟的体积和特征分析,废墟大部分是砖木结构、砖混结构,大量都是采用了预制板的结构。这些房子里面的人员伤亡惨重甚至全军覆没!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使是在烈度最高的震中地区,符合现行建筑抗震规范的基本要求的建筑,虽然发生严重损坏甚至倒塌,但是并没有造成极其严重的人员伤亡!基本符合现行建筑结构抗震规范要求的“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预期目标!烈度大根本不是这次伤亡惨重的理由!

当然我们的专家们也可以继续混淆视听,说那些房子也倒塌了。因为没有人给“倒塌”一词下严格的定义!

我在《一个土木工程师的灾后思考》及《学校建筑抗震设防不足谁之过?》中就谈到了我国建筑管理的弊端。在这里我想再次谈谈这一观点:

一、我国在新建建筑和已有建筑上存在双重标准:

目前我国的建筑,对于新建建筑要求满足最新颁发的相关技术标准,但是对于已经存在的建筑,并没有法规要求其一定进行加固以满足新的技术标准。也就是说:我国现存建筑结构按照其建成的历史时期存在多种不同的质量标准!我们看到,这次我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如果当根据新的依据修订了相关建筑法规及技术标准后,能按照新的法规要求,对所有建筑重新进行技术鉴定并采取合适的措施的话,这个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希望这次灾害过后,相关部门能吸取教训,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将新建建筑的审批和已有建筑的鉴定的适用技术标准统一起来!对重要的公共建筑实行定期检测鉴定制度,并在法律层面上实行起来! 

二、我国在建筑管理上存在二元世界:

目前我国的建筑管理,由当地建设局在建设部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现在建设部改成什么“城乡建设部”,我不知道,是否就意味着建设主管部门要将农村也覆盖进去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建筑可以分为以下一些种类:

1、 财政拨款建筑:包括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这些建筑的建设预算来自中央财政或者地方财政。其建筑一般经过正规的设计单位设计,整个建设过程流程上按照正规的流程进行,有监理单位、建设单位、设计单位这个表面上“三权分立”的局面,往往也有专家参与验收。虽然这样的建筑在施工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在设计层面,都符合了当时实行的技术标准。

2、 其他经费来源的公共建筑:包括商场、车站、部分学校及医院建筑等,这些建筑一般也都要经过当地建设部门审批,有正规设计。

3、 商品建筑:在正规房地产市场上出售的各种商业、住宅建筑。这些建筑,也纳入了建设主管部门的统一管理,有正规的设计。建设过程起码在流程上正规。

4、 农民自建房、小城镇私人业主自建房:这样的建筑基本上都没有经过正规的设计,其施工队伍一般不具备施工资质,一般没有结构计算和施工图纸,仅仅由施工方根据经验,在业主口头描述,在业主的预算内进行。这些房屋基本上都不符合相关技术规程的要求。建筑质量参差不齐,这些建筑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多数存在或大或小的结构安全问题。尽管现在抗震设防地区已经禁止使用预制板,但是私人业主还是大量使用,因为很多地区由于经济条件及技术能力,不具备现浇混凝土板的施工能力(譬如没有模板或者没有380伏特的电力带动振动机)。而由于国家禁止使用预制板,正规的预制板生产厂家关闭,现存的都是黑厂生产出来的预制板,其质量更无法保证。

其中前三类是纳入国家建设主管部门管理的,而第4类没有纳入国家建设主管部门管理。

我们从大量的灾区影像资料上可以看出损失最严重的,第4类建筑损坏严重。多数发生倒塌。特别是早期的砖木结构,几乎全军覆没;近年来的新建筑,有些虽然没有经过正规设计、计算,但是采取了一定的构造措施的房子,虽然也严重损坏,但是没有发生整体垮塌;而没有采取有效抗震措施的房子,不管新旧,都几乎彻底倒塌。



我们可喜地看到,党中央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和“三农问题”开始重视。最近开始了一轮新的政治运动:新农村建设!但是我们可悲地看见,所谓的“新农村”建设,中央仅仅是提了一个政治要求和一个大的哲学框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这样一层层地传到了地方基层政府,就逐渐变味了。我们必须承认,相当一批地方基层干部,是无能的,好办法没多少,歪点子一堆。“情况不明点子多,方法不对决心大”!于是,有的地方官员一批又一批奔赴世界各地参观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等等。

我希望国家能制定适宜的法律,将农村房屋的产权、建设市场、登记制度等完善起来。因地制宜,提供一些通常的农村建筑的标准图纸,组织力量对农村建筑市场的承包商进行技术培训,切实逐步改变目前农村和小城镇的建筑安全问题。使得当灾难来临,不再形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二元的世界!



我早已忘记诗歌。但是今天,我悲恸不能自拔,梦呓一般写下下面的诗歌,以表达我对孩子们的忏悔:



孩子,原谅我!



孩子

请原谅我的无能

在你通往天堂的路上

我也未能亲自到灾区送你一程



因为那个时间定格的时刻

我还在电脑前忙碌

忙着画四化蓝图



我听见了废墟中你的呼救

我看见了废墟中伸出来的一只手

我梦见了废墟中你继续读书的眼眸



我不忍听

不忍看

梦中我的泪在流



二十年前的我

曾经和你们一样

怀着梦想和希望

光着脚丫踩着牛粪顶着塑料布上学堂

我没有雨伞和胶鞋

学校的窗户也没有玻璃

秋风中我瑟瑟地发抖

夜晚我饿得想嚼自己的舌头



我想长大后做名工程师

让每个跟我一样求学的孩子们

都有宽敞的大楼

都有明亮的台灯

都有整齐的书桌



废墟中读书的女孩

我也曾如你那般好学

但是当知识越来越多

梦想就越来越少





我幸运

我上了重点大学

学了土木工程

而理想

却丢在了山沟

忙忙碌碌中

四年就到了头

重要的是找工作

重要的是落北京户口

重要的是找个不嫌弃自己是凤凰男的老婆

童年要建造的大楼

已经丢在了脑子后头



卖油的娘子水梳头

住地下室的年轻土木工程师

日子过得不如一个有钱人的一条宠物狗

简直就是房地产商人的一头黄牛



恒荷

活荷

抗风

抗震

结构算得精准

图纸画得严谨

保障的只是有钱人的身家性命

自己的新房和童年的大楼

只能在梦里渴求



孩子

原谅我

压在你身上的预制板

十多年前工程师就知道它们都是杀手

技术规程就已经宣判了它们的死刑

要预制板永远从建筑市场中退出



孩子

原谅我

我只是个技术工匠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

我无法在仕途中胜出

做一个人民的公仆

坐在人民大会堂里

居庙堂之高

为你们呐喊奔波



孩子

原谅我

我只是眼里进了个沙子

叔叔没有哭

Monday, May 05, 2008

handcraft



手工救中国

《南风窗》 2008年4月22日

   吴洪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路向是引进外资,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贸易。几十年下来,中国俨然成了全球最大的加工场。

  在商品链条中,加工所获取的利润是最低的,只有5~10%,其余90~95%都被两头拿去了。为了这5~10%的利润,中国支付出去的是资源和环境以及低工资的代价。

  当初选择这样的发展战略,主要是为了应对资金短缺和庞大人口的就业压力。随着外贸顺差年年积累,人民币升值,最低工资标准抬高以及能源费用上涨、出口 退税取消等,众多加工贸易纷纷面临亏损关门。低成本的加工贸易显然已难以为继。于是,主张经济结构调整的舆论就甚嚣尘上了。

  所谓结构调整,就是从技术含量低的加工贸易转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能源消耗低、产出效益大的产品。可是,这类产品的生产,通常自动化程度高,人力需求少。中国经济如果只是以这类产品为主导,势必会面临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失业人口也增多。

  显然,经济结构调整,如果仅仅只是往自动化程度高的高科技方向发展,就无法满足13亿人口的就业需求。

  能不能找到一条既能满足就业需求,又是低污染、低消耗、高效益的经济发展道路呢?这条道路应该是有的。

  现代经济呈现两个极端,一方面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另一方面手工制品的价格日益昂贵。

  就拿鞋的生产来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鞋工场。但是中国鞋在国际市场上都是便宜货,占据的是低端市场,是为西方的穷人服务的。而世界上昂贵的手工制作 的名牌皮鞋基本上出自意大利,有钱人想买这样的鞋还得排队轮候。例如英国查尔斯王子所穿的鞋子,就是由约翰·罗布公司的鞋匠手工制作的,这种手工制作的 鞋,象征尊贵和品质,代表了奢侈消费的潮流。中国13亿人口,最不缺的就是一双能劳动的手,为什么不去发挥手的优势,去抢占西方高端消费市场,偏要劳苦在 流水线旁,汗流浃背地赚取低微的工资呢?

  依靠手工制作的产品去占领高端消费市场,中国人口众多的劣势就能转化为优势。

  当然,即使政府将手工业作为我国产业支柱之一,中国的手工制品想占据国际高端消费品市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目前中国手工制品的主要问题在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手工制品大多是粗制滥造,这些产品面对的是低端消费市场,在国内市场都没有吸引力,更遑论打进国际市场。粗制滥造使得手工制品卖不 出好价钱,手工不值钱,更没人愿意从事手工劳动,形成了恶性循环。

  二是原材料的深度加工精度加工不足,使得手工劳动无法往精致精密优美发展。就拿稻草来说,本来是很有用途的手工原材料,因为现代工艺没有进入这个领 域,绝大多数稻草都就地被烧成稻草灰,成为肥料。而少数用来制作手工品的,因为工艺处理不够,达不到柔韧、坚固和美观的要求,无法做成精致耐用漂亮的草编 制品。

  三是产品和形式过于本地化,不符合现代潮流和西方世界的实用和审美需要,不能成为富人阶层日常用品打进高端消费领域。例如苗族的堆绣是非常耗费时间 的,一个月的绣工只能绣出几寸,这样的手工本来应该很值钱,但是植物染料未经现代高科技工艺处理,解决不了易褪色问题,其色彩搭配以及服装形式过于本地化 本族化,无法进入世界消费主流,这种手工劳动就无法在消费市场实现所含有的高价值。如果植物染料的褪色问题解决,其花色色彩以及服装形式又符合富有阶层消 费需求,手工堆绣就一定能卖出高价来。

  以上问题,只要政府把手工业作为我国经济支柱之一来扶植,配置以适当的政策鼓励,是不难解决的。

  手工业基本上是就地取材,一旦把手工业作为我国支柱产业,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回归“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老传统。这不仅使各地新农村建设聚集起各自的核心经济,而且是对自然资源最大的综合利用。还有什么产业比手工业能源消耗更少、环境污染更少呢?

  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走出一条不污染空气不污染环境,能源消耗极低又能全民致富的经济发展道路,不仅仅这个国家有福了,整个地球也有福了。

Saturday, April 05, 2008

Moving up the value chain?

Seeing the Sights of Industrial China: 2 Factories, 2 Futures

New York Times

By JOE NOCERA
Published: April 5, 2008

SHANGHAI

“The RMB is killing me,” groaned Jin Jue.

Mr. Jin, a hip-looking 35-year-old with spiky hair and an all-black ensemble, describes himself on his business card as the “board chairman” of the Shanghai Jinjue Fashion Company. It was my first full day in China, and Mr. Jin was showing me around his factory on the outskirts of town.

RMB, of course, is shorthand for renminbi, the Chinese currency, also known as the yuan, whic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has risen more than 4 percent against the declining dollar. Even as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werful, the government has kept the yuan artificially low, much to the annoy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uth to tell, it is still not nearly as high as it would be if it were unmoored from government control. When the Treasury secretary, Henry Paulson Jr., was in Beijing this week, he praised the recent rise of the yuan though — as he invariably does when he’s in China — he called on Chinese officials to let their currency float freely.

This is my first trip to China and, like most Americans, I had an image of what a Chinese factory looked like. Mr. Jin’s operation fit that image almost to a T. It was housed in a run-down building amid a sea of run-down buildings in the Kun Shan industrial zone, just northwest of Shanghai. Except for Mr. Jin’s own office, it was really just one cavernous room, filled with rows of tables, on which stood old-fashioned sewing machines. There was a cafeteria with rickety wooden chairs and beaten-up tables where the workers ate their meals, and a sad-looking dormitory where they slept. Behind the building was a dirty-looking river. Debris littered its banks.

Mr. Jin’s factory also makes the sort of thing you expect a Chinese factory to make: it churns out inexpensive clothing, aimed at the European market. Mr. Jin is the classic low-cost, tight-margin, squeeze-every-penny manufacturer, the kind of entrepreneur who has been the backbone of China’s astounding economic rise — and who has also been the primary beneficiary of the low yuan, which has spurred the market for China’s cheap goods. On the day I visited, his work force was making tan jackets under the French brand Camaïeu.

Except ... where were all the workers? I had expected the place to be teeming with people. Instead, only about a quarter of the room was in use; Mr. Jin later confirmed that 60 percent of his work force had either quit or been laid off. Business, clearly, was terrible, and Mr. Jin was losing money.

What the low yuan giveth, the rising yuan taketh away. As China’s currency has risen, Mr. Jin’s cheap clothes suddenly aren’t so cheap anymore. And he had other problems as well.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Europe is bad,” he said through a translator. Thanks to inflation in China — up 8.7 percent in February alone — his workers wanted more than the several hundred dollars or so a month he says he pays them. The tax rebates he received from the government were shrinking.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passed labor laws that included a series of protections for workers; that was also pushing up his costs. As a result, orders that had once come to him as a matter of course were now gravitating to Vietnam, Mexico and other countries that could undercut him on his only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st. (I later heard that some Chinese garment manufacturers were putting a “Made in Mexico” tag on their goods and routing them through Mexico to take advantage of Nafta.)

Though he lacked a college education — Mr. Jin had started in business right out of the army, he told me — he had a pretty clear-eyed understanding of what was happening to him. Though factories like his had led the way in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the government was not all that terribly interested anymore in having the country be the lowest-cost producer of every good imaginable. Factories that played that game sometimes produced toys that were tainted. And they didn’t necessari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ir workers. Ultimately, relying on cheap labor to build an economy was a sucker’s game. “If the government lets the RMB keep rising,” Mr. Jin said, “all these factories will go out of business.”

And so it may turn out. But though it may inflict some pain in the short term, over the long haul, it will almost surely be a good thing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t won’t be a lot of fun for the West to watch.

When you travel around China these days and listen to businessmen and analysts, there is a phrase you hear again and again. They all talk about “moving up the value chain.” By that they mean they want their businesses to gravitate toward more complex, higher-value goods — the ones that bring in bigger profits, are less dependent on rock-bottom costs and are more immune to currency fluctuations.

Andrew Rothman, a China strategist with the investment firm CLSA, described it as “a deliberate policy to push manufacturing up the value chain.”

“It is coming at the same time as rising raw material costs.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aying is that, ‘We don’t want to be the world’s workshop for junk. We want to make higher-value stuff that creates more wealth and better jobs.’ ”

For instance, if you open up, say, an iPod, you’ll find that many of the higher-value components are made in places outside of China—and then brought into the country to be assembled. And, of course, the biggest profit of all goes to the owner of the brand: Apple. The Chinese are no long content to simply assemble the components. They want to make them as well — and own the brand.

In his own way, Mr. Jin understood that, too. On the flip side of his business card was the word “Tousnosamis.” It was, he told me, a fashion brand he had started recently; he had put out several lines of women’s clothing that he was selling in the domestic market. Eventually, he said with a small, self-conscious laugh, he hoped it would become “like Armani.” At the least, it would allow him to be freed from the grinding pressure of being a low-cost manufacturer. “Maybe in 10 years,” he said. It was his dream — and China’s.

The next morning, I met someone who had already fulfilled the dream. His name is Li Xian Shou, and he is the 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 a company called ReneSola, which makes the silicon wafers that are used in solar panels.

Mr. Li, 39, looks as uncool as Mr. Jin looks cool; his pink tie was slightly askew and the sleeves of his suit were so long they almost covered his hands. His company, however, is as cool as can be: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7, its revenue was up nearly 200 percent from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6. Last year, it made $53 million, almost double its 2006 profit, and in January it raised $130 million in a stock offering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The ReneSola factories were also on the outskirts of Shanghai, but that’s where the similarities with Mr. Jin’s factory ended. Mr. Li’s company was expanding like crazy, taking over acre after acre of former farmland, and snapping up plants, dormitories and other facilities as fast as it could. As we toured through Mr. Li’s plants, I was a little stunned to discover that some of the buildings were only six months old; the plaster was nicked and scarred, suggesting a lot of wear and tear. Like many Chinese businessmen, Mr. Li is moving so fast he does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whether the plaster on his walls is smooth.

Before giving me the tour, Mr. Li told me his story (again through a translator). A former government official, he had raised $1.5 million from four friends to start his company in 2001.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go into business tend to have the crucial advantage of good connections.) At first, the company assembled solar panels; most of his customers were companies in Germany and Japan that made the wafers and then sold the panels once they were assembled. “By 2003,” he said, “revenue was about $10 million.”

But assembling the panels was the lowest-cost, lowest-value part of the solar industry. “It is a commodity business,” he said. “And it can attract a lot of competition.” So in 2005, he decided to take the big leap. He got out of the solar panel business and into the more profitable solar wafer business.

Now instead of competing with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he is competing with German and Japanese companies — where his cost advantage is huge. His company has created a technology for using recycled wafers and other materials, which is helping him avert the shortage of polysilicon, the material from which the wafers are made. He employs 3,300 people, up from 20 in 2005, and pays his line operators upward of $500 a month. From a standing start three years ago, ReneSola is among the world’s top five suppliers of solar wafers.

When I asked Mr. Li about the effect of the rising yuan, he gave me an indifferent shrug. Because his wafers are shipped to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 the panel assemblers — instead of exported, he can demand payment in yuan. His is a business that relies on complicated machinery at least as much as manual labor, so he can work towar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s. And because he is making a product with a much higher profit margin than a solar panel’s, he can more easily absorb a currency hit. So far, he said, the money lost from the rise of the yuan was “trivial.”

As we toured his plant, I couldn’t help noticing that much of the machinery ReneSola uses to make wafers came from Germany. A rising yuan helps Mr. Li there, too.

As the Chinese say,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Mr. Paulson.

Sunday, February 10, 2008

Why did Wen thank the people

Liang Jing, Why did Wen thank the people?*

On February 2, Wen Jiabao said in an interview, "What moved me most of all about the snow disaster was the people. I often hear people spontaneously express their thanks to the Government, but I think that it is the people who are truly deserving of gratitude."

Premier Wen was possibly telling the truth, but he dare not tell the people the real reason for thanking them, because if they knew the whole truth of the disaster, they would be unlikely to offer the government any thanks at all, and would by rights damn it instead.

How much of this long interruption of China's north-south traffic artery was a natural disaster, how much man-made? Confronting this question is what Wen Jiabao fears most of all, and the Chinese media never dared pose it to him.

While it can be said that there were irresistible human meteorological factors behind the traffic congestion on the north-south highways, this was not the case with the interruptions to the north-south railway arteries. The reason for the latter disruptions was not that the tracks weres impassible, but that there was no electric power; and the power cuts were mainly due to human factors. In order to cover up this point, the Government is using some experts in the media to tell the public that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weren't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signing the power supply system, and facing a once-in-50-years snowstorm, many cables broke.

Another explanation is circulating privately in Beijing however, namely that another important cause of the large-scale disruption of supply was the game between the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coal and electricity. A story reported last week by 21st Century Economic Herald revealed this background.[1] Entitled "Winter Coal and New Tests," it reported that during the local-level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gress meetings, the coal-producing province were, for political reasons, extremely careful about accidents; when coal mine accidents occurred, the entire region often suspended production to rectify it. Coal production was thus substantially reduc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al-producing provinces, giving priority to ensuring their interests, restricted the inter-provincial circulation of coal; 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now is a crucial period for coal mines to sign contracts with power plants, they deliberately suppressed coal production to increase their bargaining chips.

It was due precisely to this game of interests, totally unrelated to the snowstorms, that a serious coal shortage took place in winter, when China's energy needs are greatest. In Hubei Province, site of the North-South transport hub, an electricity company producing 3.8 million kilowatts was operating at only 1.6 million kilowatts because of lack of coal. Even so, the company's entire coal reserves could barely manage to hold up for four days. No wonder that at the time of Wen Jiabao's high-profile visit to the disaster areas, Hu Jintao went to the coal-producing provinces to personally supervise coal output and transportation.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published a bulletin from China by Howard W. French on February 1.[2]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2008 snowstorms were a disaster for the government's public image, exposure the gross inadequacies of China's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capability.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had to rely on "looking wise and earnest" and run back and forth between crises to remedy them. The author was apparently unaware that this disaster was not merely because of inadequacies of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capabilities—it was a bureaucratic man-made calamity.

Naturally,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wanted to thank the people. As the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ve repeatedly said, Chinese people a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Whether natural or man-made disasters, when suffering suddenly comes upon them , they always accept it as misfortune, silently and endure it. They expect litt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are just grateful to the almighty that it does not find any more trouble for them. How could Wen Jiabao, who knew the facts about the disaster, not thank the Chinese people's resigned attitude from his heart?

Of course, Wen Jiabao's high-profile message of gratitude to the people also sent some political messages through the media. One was to warn officials that "water can carry boats but can also capsize them," and it was not impossible for this ship to capsize; another message was transmitted to the world, because Wen Jiabao knows that the world is concerned about China. The slogan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is "One World, One Dream," and Wen wants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to be respected as a civilized nation .

However, as Howard W. French observed, Wen's performance was unsuccessful, because he could not cover up the enormous gap between the rulers and the ruled in China.


Monday, June 04, 2007

Zhejiang Enterprises

浙江向哪儿走?
本刊记者 郑作时
金力的传统
要搞清楚31岁的杭州近郊农民金力家的真正格局是很困难的。在他家大约600平 方米的宅基地上,房子把土地挤得满满的,一进大门是一个很大的厨房。里面有 一个很大的柴灶,边上却是很小的煤气灶。绕过厨房沿着大约50公分宽的小道走出10米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200平方米的车间,里面的机器在隆隆作响;拐 弯走上10米,第二个车间出现了,也是近200平方米。同样也有近10个工人在干活;这个车间的边上有一个很窄的楼梯,上到二楼就是金力的业务办公室。那 么金力家的生活在哪里?从第二个车间再往前走几米,一幢小楼前的一条狗、几盆花和晒在门前的被褥透出了一丝暖洋洋的生活气息。这就是工厂主人的家了。
如果没有人带,陌生人大概多半会迷路,但金力却似乎并不担心这个微型工厂的业务,他的工厂专业对外提供机械加工服务,工期排得满满的。一个大约有100平方米的仓库里堆得到处都是待加工的部件。“很忙,我们得按客户要求的日程来。”他说。
金力的工人全部都来自外地。“每个月千把块钱吧。”一个工人这样说,“在工厂边上租房子住。”
像金力这样的工厂,在浙江农村可以说到处都是。在工厂的仓库里堆着的,是电脑的机箱,他的产品也许明天就会成为某个大公司的一种配件。而这间工厂没有房租和工业水电成本,工人没有任何保障,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其价格竞争力是不言而喻的。
而 杭州嘉华贸易公司李峰寻找的,正是类似金力这样的公司。嘉华贸易公司是一家外贸公司,专门和国外客户做传统产品生意,李峰是公司里的业务员。“我们什么 都做,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地寻找低价产品,客户订单往往数量很大,要求的就是价格竞争力。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寻找工厂,对传统产品来说,低价是外贸现在最有 力的竞争手段。”为了寻找低价,李峰走遍了浙江各地。“现在我们更多地是去武义、丽水这样的地方,大城市的工厂现在的成本都高了。那些地方的微型工厂都是 计件制,比如做衣架,有订单了一个村里的人都来做,没有订单了大家就去做农活,这样的成本比像你说的那种工厂还要低。”
人人都经商,高度专业化。在改革开放20年后,成为世界产品价格洼地的浙江,其竞争力就是在这种工厂里奠定的。

浙江处于二次工业化的关口
从成本控制的角度看,浙江企业的这种优势是有传统的。
“浙 江在传统工业的这种优势,最早起源于温州。浙江模式的很大成分,就是温州模式的翻版。”在浙江省内最早研究温州模式的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这样 说。“温州人很早就开始出去经商,到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温州人圈’。所以政策一开放,温州经济一下子就活了,到处都是前店后厂的作 坊。温州生产的产品可以销到全国,大量的原料也经过温州工厂制成产品。所以这个偏远的小城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集散地,温州也成了民营经济的代表。而财富 的示范效应是会扩散的。在政策开放之后,以温州人的富裕为指引。在浙江由南向北地形成民营经济的热潮,到现在,浙江民营资本的密集程度之高已经是政府所无 法控制的了。现在在浙江的投资当中,超过60%的资本来自民间。所以尽管省政府曾经希望沿韩国式的大集团发展道路,但现在浙江仍以轻加工业为主要产业,因 为现在浙江经济更多的是由市场在调整。”
正是因为以轻加工业为主的这种传统和市场竞争的压力,浙江的民营企业养成了控制成本的惯性。在浙江,现在 轻加工业最为集中的集散地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对企 业了如指掌的市委书记楼国华算过这样一笔账:当地一个中型衬衫厂,每天生产1万件衬衫,一年可以生产365万件,当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按每件衬衫 2毛钱的利润来计算,企业的利润又低得可怜,一年只有73万元。这笔钱,要想更新设备、扩大规模显然远远不够。因此企业只能是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再生产。 以这样的现状,浙江企业只能在成本控制上做文章。但困难之处在于,受基础人力资源价格和土地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企业主控制成本的能力也在下降。由于政府 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加强,来自农村的一线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也在提高。民工稀缺已经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像金力这样的微型企业 在浙江现在恐怕是无法走出家门了,因为无论是租用还是建厂,土地和土地带来的房租价格是像他这样的企业主所无法承受的了。维持简单再生产,这几乎成了像金 力这样的企业主的唯一选择。
“浙江现在处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张仁寿说,“传统的浙江模式以分工细、成本低为核心竞争力,但其 代价是企业规模小,技术进步较慢。从 这个意义上看,一度向浙江模式学习的苏南现在有后来者居上的可能。苏南基本完成了企业的股份化改造,实现了产权的明晰化,同时由于前期引进了大量的外资企 业。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在产业链合作中实现了默认的技术交流,同时在组织结构和制度上的创新也有模仿的榜样。而在温州,尽管政府一再强调招商引资,并把这 项任务列为一号工程,但外资进入的数量仍然很少。大多是一些希望取得政策优惠而到海外去镀了一层金的假外资。真正的外资进入,都在浙北的嘉兴地区。仅嘉兴 下属的嘉善地区,人口数才38万,引资数额就有2.4亿。人均引资数远远超过温州。而民间资本又由于国家的金融政策限制无法集中使用于企业,所以造成了市 场化经济下中小企业的畸形竞争。大的做不大,也导致小的死不了。”

烧鞋背后的品牌竞争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和经济强省,浙江下一步往何处去?品牌升级?规模增大?还是产业更新?
从 企业的角度看,品牌升级显然是企业最好的选择。浙江企业在轻加工业的垄断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一双温州产的皮鞋,出口的一般价格在2~3美元之间,但贴上 国外著名品牌的商标就可以卖到几百甚至上千美元。浙江企业生产的很多商品在产量上在全球都具有垄断地位。但品牌的附加值就是抓不到手,不少单纯满足于外贸 的浙江企业由于数量众多,同质竞争激烈,在价格战的泥潭中抬不起头来,生存成为它们的第一要务。
在浙江,最近一次著名事件是浙江省工商局烧毁劣质 进口鞋的事件。在两次烧毁了劣质温州鞋后,现在浙江省政府机构的目光开始转向全球。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强硬 表态:“这次查处进口劣质鞋,和以前各次对洋品牌的监管一样,希望提醒国民进一步认清一体化的本质,进一步清晰WTO过渡期结束后的竞争背景。对洋品牌的 监管是在强化一个理念:一体化的本质是平等竞争,对等主张。”
浙江省工商局作为一个执法机构的强硬行动,起始于2005年。两年来,先后在他们的 检测中出现过问题的国际品牌有:索尼;雀巢;肯德基;以及鲨鱼、都彭、 博柏利、雅格狮丹、东芝、富士通、NEC、HP等。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中监管机构终于有了一次强硬的声音:“洋品牌并不十全十美。”
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品牌延续时间上说,浙江甚至是中国产品都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但是在全球制造业一体化的今天,谁都知道大量国际品牌的加工并不控制在跨国企业自己手里。而浙江省工商局的这些行动无疑是向消费者宣布:这些跨国品牌在质量上并没有多少出众之处。
这 样的行动如果能再多一些,对深陷外贸价格战泥潭的民企来说,无疑是福音。以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培养本土品牌并走出国门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由于惯性,民 众对洋品牌的品质和高价位,有一种盲目的崇拜。而浙江省工商局的做法,等于撕去了这些产品的遮羞布,实现了监管上的对等。

义乌指数能不能带来价格控制?
尽管我们可以期望像烧毁进口劣质鞋这样的行动更多一些,像郑宇民这样的有识之士更多一些。但是无疑中国品牌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事件,大量的浙江中小企业在传统产业中面临的仍然是极其残酷的同质竞争。
义 乌的小商品市场,现在已经是中国知名的一大经济景观。谁也不会想到,当初一群农民在一个县城里为谋生计而摆下的一些地摊,最后会发展成世界级的市场。对 于义乌市场这一奇观,深谙浙江经济的本地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史晋川认为,义乌市场代表着一种新型的浙江经济模式,它比温州模式更为开 放。而张仁寿则认为义乌模式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因为在这个市场中交易得更多的是“非标产品”,也就是低值和低附加值产品。
但对于浙江大量的中 小企业来说,义乌市场是它们产品的一个重要通道,低值和低附加值产品带来的解决就业和企业利润是现阶段中国发展所必须的。义乌大量存在 的国内外采购订单已经使它成为一个民间自发的广交会。它的强大势头使商务部都非常重视,2006年要为义乌编制小商品指数,专家们甚至认为义乌指数的编制 对未来中国在小商品价格的定价权上有巨大的作用。
“但义乌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当地政府人为压低土地价格,扶助本地企业发展,造成了很多低价值工业 企业的出生,这是一种非市场竞争的做法,人为地加大了中小 企业的存在时间。我个人认为,像义乌这样的商品交易有形市场,交易的商品都可以称为价廉物可用,只有中小企业密集的浙江才会存在。在大企业里,交易都已经 内部化,不会出现像义乌这样货物的来回运送。这是在低价的基础上又加大了物流成本。在世界范围内义乌市场也是独特的,一个如此之大的市场每年的交易额只有 300亿人民币,并非一个有效的市场配置。”张仁寿说。

滨海工业,浙江升级?
就政府而言,浙江省政府为本地经济的发展设计的路径 是模仿式的,模仿的对象是人口和面积都与浙江差不多的韩国或者是台湾。政府官员们当然更希望浙江走韩国 路径的大集团和大工业路线。浙江有较长的海岸线,也有港口优势。单纯停留在轻加工业无论是对企业、地方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行为,因为要素价格的上涨,从 1996年开始,浙江资本就开始了外流。到了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地方除了法律保护的农耕地外,工业用地实际上已经接近枯竭。
张仁寿还说:“浙江滨 海工业区中的重化工业是民营企业产业结构上升的一个必须途径。在浙江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初步形态。” 张仁寿到温岭的松赞村考察时,村支书略带自豪地告诉他,当年中国造出第一条万吨轮时是周恩来总理剪的彩,但现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就同时在造着6条万吨 轮。
事实上在浙江,现在民营企业自觉地进行产业升级的也不少。台州形成了以摩托车和汽车为主业的重工业,宁波至台州一带沿海形成了与汽车工业配套 的塑料模具 ——塑料——汽车摩托车配件的产业带。而以旅游知名的省会杭州,IT业和创意产业开始出现,高技术门槛成为民企们下一步竞争的要素。“因为脑力劳动人群总 会聚集在风景较好的地方,这有利于他们的放松嘛。”张仁寿这样解释说。
显然,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现在确实在一个关口上,大型化和提高竞争门 槛已经决定着企业生存。就企业而言,要留在浙江就必须赢得竞争,产品的价格竞争 和要素的价格提高已经使部分资本不得不向更低谷流动。竞争和民企的自我选择,会使浙江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领先——假如没有政府强烈而错误的干预的话。

poperty law and social conflicts

主题:物权法专家支持强拆重庆“最牛钉子户”,中国砖家又自己煽自己耳光[转贴]


东方早报3月23日报道 3月22日,重庆。微风暖日,法院没有像大多数人预计那样,进入这座号称“最牛钉子户”的二层民宅进行强拆。51岁的屋主杨武度过一个难眠之夜后,仍独自 守立楼顶,他脚下是危楼悬崖和20米深的巨大圆坑。对面50米,代表重庆高速经济发展的轻轨列车每隔几分钟驶过,一家房地产商的巨幅广告向他招手:“彼岸 就是幸福。”记者获悉,九龙坡区法院将于今日上午专门对此事召开通报会,予以说明。昨日晚上22时许,当早报记者打通杨妻吴苹的电话时,她仍在拆迁现场周 围。
“好多人围观”
东方早报:您好,您现在在现场吗?
吴苹:我在周围转呢。这里好多人,他们说要等到半夜,看到底会怎么样。而且还有网友说要组织一些活动还是别的什么,我也不清楚。

东方早报:您没有回您家的房子吗?

吴苹:我不敢去。开发商把门都锁住,全都封锁住了。

东方早报:您丈夫还在房子里吗?

吴苹:在啊。他前天上去就没有下来,下不来。你知道,房子周围都被挖了,人上去就下不来了。开发商还挖了很多很深的沟很深的坑,把周围都封锁住。

没有进一步行动

东方早报:开发商和政府方面现在有什么动作没有?

吴苹:没有。只是不让人进。

东方早报:也没有人和你们一家接触?

吴苹:没有人和我们正面接触,只是好多记者采访我。

要求公平合理合法

东方早报:那您有什么打算?

吴苹:我不会妥协!三年了,我如果妥协就不会被你们叫“最牛钉子户”了。既然我是合法的,我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不仅是《物权法》,《物权法》之前的宪法也保护私有财产不能侵犯。为了公共利益可以拆迁,但他们是要建商场,是商业行为,乱说什么公共利益?!

东方早报:如果法院强制拆迁呢?

吴苹:人在房子在!我们有这个决心。

东方早报:如果有很好的补偿条件您会不会搬出来?

吴苹:我的要求不高,也不要什么很好的条件,我只要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我唯一的条件就是和开发商在一个公平的条件下平等地谈判。

物权法专家组组长江平支持强拆

按照当地法院的裁定,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必须在22日晚上24时前自动拆迁。“最牛钉子户”是否会执行法院裁定?目前,这个“孤岛”已经成为全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如果补偿合理,就应该拆迁”———《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教授

虽然刚刚通过的《物权法》尚未生效,但“最牛钉子户”事件已经被网上称为《物权法》维权第一案。而《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教授 对此不能认同。江平教授表示,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是不涉及公共利益,但这条理由不能成立,“他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江平教授认为,如果补偿合 理,就应该拆迁。如果当事人认为补偿不合理,应该到法院进行诉讼。所以,江平教授的观点很明确:如果吴苹一家自己不把房子拆掉,支持强制拆迁, “法院已经下达了裁定,就要按照(法院的裁定)执行。”

“可考虑由双方选择第三方进行评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法律专家周泽

在昨日深夜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周泽表示,拆迁虽然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色彩,但拆迁中对被拆迁人的补偿,说到底还是一个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问题,必须 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国家权力介入以补偿为对价的拆迁具有正当性。从维护公共利益角度,国家权力介入拆迁这样一种以补偿为对价的民事 活动,无疑具有其正当性。但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损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根据。强制拆迁也必须以对被拆迁人予以合理补偿为前提。对于被拆迁者来说,服从公共利 益只意味着在合理补偿的情况下,同意拆迁,交换利益,而不意味着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认为补偿不合理而抗争是可贵的维权意识。吴苹一家认为补偿不合理,坚 决与开发商抗争,这是一种可贵的维权意识。但对补偿是否合理,开发商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对于拆迁补偿,需要有一个客观的、公正的评估,否则就可能出现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你说合理他说不合理的局面。在双方就补偿难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可考虑由双方共同选择权威的第三方进行评估。在这起拆迁案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被拆迁人不同意拆迁的情况下,拆迁人将被拆迁人的房产相临房产全部拆掉,断 路、断水、断电,这种拆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构成了对被拆迁人相邻权的侵犯。

暴露了物权法的实质
本来,以为是保护所有人,包括最广大的人民一般公民的权利。
但是今天,经过这个制定该法案的专家这么一阐释,出台这一法案的目的,就很明朗了,原来只是保护贪官权贵们前期非法获取的肮脏之财,至于普通人,还是要依法强行拆除之。
中国的法律,这部法律,实质都是统治者来管理、限制人民的法律,而不是公民社会意义上的法律,不是来保护社会公民的。这个物权法,同样也只能如此,今后,会进一步暴露它的丑恶本质吧。

illegal use of land and local government

国土部:违法用地屡禁不止是地方政府主导结果

新华网北京3月20日电(记者张晓松)国土资源部20日发布的2006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情况通报显示,去年,全国发现的土地违法行为及立案查处的土 地违法案件,无论从案件数量,还是涉及的土地面积,都较2005年有大幅上升;其中,当年新发生的土地违法行为、当年发生立案的案件及其涉及的土地面积上 升幅度更大。


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指出,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有关部门加大了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但也反映出,在全国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一度被遏制的土地违法势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反弹,地方政府主导、“以租代征”仍是当前主要的土地违法形式。

谈到土地违法行为禁而不止,甚至出现反弹的原因,张新宝认为,一是地方政府盲目发展经济的冲动并未从根本上受到抑制;二是土地管理和审批制度的改革还未到 位,体制和制度原因造成的土地“未批先用”问题,在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下更加突出;三是依法、合理用地,集约节约用地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还缺少具体配套政 策和措施的支撑,部门之间的协调亟待加强,干部管理制度及考核机制的改革和完善、责任制和问责制的实施尚需加大力度。


“违法用地屡禁不止,仍是地方政府主导的结果。”张新宝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地方政府公开、直接违法的情况已不多见,但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政府为招商引资、出政绩,背后支持、默许土地违法的现象大量存在。


“此外,村组集体非法出租土地、变相买卖土地现象增多,也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据张新宝介绍,去年,全国共查处村组集体土地违法案件7316件,涉及 土地面积9100多公顷,同比分别上升51.1%、119.8%。各省上报的分析报告中反映,“以租代征”现象在各地仍普遍存在,“有村组集体自己出租, 有企业到村组租赁,也有政府从农民那里租地后再出租给企业”。


张新宝说:“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今年对各类土地违法违规案件都要严肃查处。总理的话不是对国土资源部门一家说的,而是说给全国 人民听的,尤其是说给违法违规用地者听的。我们相信,总理的明确要求,将有利于土地执法监察工作的开展,也将有利于耕地保护。”


“今年将继续严查违法案件。”张新宝表示,近期,国土资源部将积极配合监察部,继续开展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的专项行动。在查办过程中,不仅要查清责任,追究 有关人员的责任,还要督促政府和有关部门及时整改,有效预防新的违法违纪案件的出现。另外,还要认真落实好土地保护领导责任制。


他说,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和高尔夫球场建设,但一些地方仍然有禁不止。今年,要特别加大对上述两方面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的查处力度。


谈到当前村组集体非法出租土地、变相买卖土地现象增多的情况,张新宝表示,遏制这种违法行为上升的势头需要综合治理。首先要加大巡查力度,建立完善村级信 息员制度,切实提高对违法行为的及时发现能力;其次要加大查处力度,公开处理,严厉追究,充分发挥警示作用;第三,要加大对村组干部的宣传教育,同时依法 规范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行为,正确引导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利用行为。

poor censor plus large expenditure

专家:官员每年耗数千亿 政府预算应经常辩论
2007年03月21日03:39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3月21日电 “三公”现象每年耗费公款数千亿之巨,在今年两会期间成为许多代表委员的抨击对象。而温家宝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严厉批评各级官员“奢侈之风盛行”。香港大 公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要遏制“三公”(即公款出国、公务接待、公车消费)盛行之风,从制度上而言,很重要的措施是加强 对政府财政预算的把关。

周天勇指出,目前中国的预算审查制度方面的缺点是,预算编制比较粗糙,审查时间太短,人大代表不专业,难以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以本届两会为例,安排审议财政预算的时间只有三月六日下午和三月七日全天,共七天半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二千多名人大代表对关乎整个国计民生的财政预算进行详细的审议,是非常困难的。

  而中国第一部《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从今年起开始实施,该法明文规定了人大对一府两院的各种监督职能,其中列明专章表述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

  周天勇说,外国的议会百分之六十的时间用在了审核各种预算。未来在各级人大也应该就政府预算进行经常的辩论。

  此外,要解决政府机关奢侈浪费的现象,还要加大政府自律,明确制定公务开支标准,招待从俭,限制“三公”;同时加大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制度建设和监督。

  周天勇分析指出,中国的整个国家财政,过去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生产型财政”,大量投入生产建设;二是“吃饭型财政”,行政开支过大,官员消耗占去了财政支出很大部分,政府对财政的支配权缺乏监督。“三公”消费过多,也与“吃饭型财政”有关。

  从今年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来看,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公共产品的支出比例加大,增长较快,“生产型财政”和“吃饭型财政”正向公共财政转变。(马浩亮)

Chengdu- Jiuzhai

触目惊心的国家审计署的腐败没人敢管
(博讯2007年2月2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到成都有不少街谈巷议的话,有些话是非常惊人的.
九寨天堂董事长邓鸿是一个靠收买当地官员发大财的巨富的有钱人,你看了这个就知道官商勾结如何发财的。邓鸿收买成都市委书记李春成,用非常惊人便宜的价格 仅仅20万元左右/每亩购买成都南延线2000亩左右的土地,当时成都土地已被香港商人李嘉成购买是130万元/每亩,2007年当地南延线的土地价格已 经高达200多万元,也就是说九寨天堂董事长邓鸿土地购买成都南延线2000亩左右的土地的成本仅仅30万元(包括行贿成本)。这件事在成都引起国家审计 署驻成都办事处的注意,为了避免国家审计署驻成都办事处的追查审计,邓鸿送给了国家审计署驻成都办事处100亩左右的土地,国家审计署驻成都办事处在成都 市区内的土地是国家审计署驻成都办事处意外获得。
九寨天堂董事长邓鸿靠这个收买本地官员获得了几十亿人民币的收入。他靠九寨天堂收买许多本地官员,让李春成嫖娼任意行乐。中国巨额国有资产就这样被断送 了。成都很多人都知道此事,国家权利部门---国家审计署的腐败没人敢管?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China is doing a good job

张五常称腐败不可避免 否认中国严重两极分化  2007年02月09日11:58   南方新闻网   
张五常是中国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有着特立独行的张扬个性和天马行空的言说风格



张五常否认中国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及下岗失业等问题,认为改革进程中出现贪污腐败等问题无可避免


纪念邓小平逝世十周年


对话人物 张五常


张五常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交易费用、合约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有时也在中国各地走访,以获取关于中国改革进展的第一手资料。虽然自称已经几十年不看其他学者的著作,但他有时还拿着钢笔在黄颜色的稿纸上写文章。


张五常有一头标志性的花白卷发,蓬松着给人一种很愤怒的感觉。他已经71岁,不过他说自己的思维能力还在高峰期。他提到邓小平,“他在我这个年龄还没开始 呢。”邓小平是在75岁时第三次复出,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张五常钦佩邓小平75岁时的智慧。“很多人让我谈改革,我不谈。但是你找我谈邓小平,我一定要 谈。”

但是谈邓小平就无法回避中国的改革。在诸多的宏观改革议题中,货币升值、金融风险、失业、贫富差距、腐败、社会福利、民主等,是海外经济学界 讨论中国时绕不过去的话题。张五常永不从众,他有着自己坚定的立场,这使他成为中国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特立独行的张扬个性和天马行空的言说风格, 又使这种争议更上层楼。他知道围绕自己的争议,他不在乎,“我知道自己是对的”。


对于中国的改革问题,他常常从纯粹的学理出发,提出许多在别人看来非常标新立异、甚至难以接受的观点。虽然我们并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但是从提倡多元化表达的立场上来看,他的声音也自有其价值。


“张五常“高”论


基尼系数显示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


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谁算出来的?这些人念过书没有?他们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


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赚了钱是不报税的。你无从统计。你要去问他,他当然说自己穷啦!但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看他们家吃什么饭菜,你就能看得到。看他们家有没有电视就知道了。


中国的失业问题,你不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吗?


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下岗,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没有办法。是他们工人自己要转来转去的,你不能把他们称为失业。”


两百年来思路最清晰的领导人


记者: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三十周年,似乎可以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了。对邓小平主导的中国经济改革,如果让你做评判,你能打多少分?


张五常:(略为思考,笑)100分。满分。还没有改革好……还是100分。我在1997年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他75岁开始改革,做了十多年,还没有做完就退休了嘛。虽然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但是也可以给他个A+了。


记者: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具体指什么?


张五常:中国的制度还没有形成,这些制度包括地区性的竞争制度、银行货币制度,还没有搞好。后来是朱镕基搞好的。当然存在贪污等种种不对的事情,但是以县 来作为地区性经济制度的核心,让县与县之间彼此竞争这么厉害,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经济制度在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记者:在中国的改革中,领导人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


张五常:这不是意志的问题,邓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中国两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思路这么清晰的一个领导人,他说话不多,但是思路很清晰。其次 是,他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因为他18岁就是党员了,三下三上,他的判断是很准确的,而且很明显他是没有私心的,是为了国家好。一般人到了70多岁就已经 糊涂了,但他70多岁头脑还那么清晰。


记者:你说邓小平改革的思路非常清晰。但似乎他对现代的市场经济理论并没有很深的研究,他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也表明他对改革的方向不是很明确。


张五常:他比一般教授精通很多倍了,好些大名家跟邓小平是没得比的。斯密(注:亚当·斯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创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科 学体系)当年也没有读过经济啊。邓小平的主要概念是,你想要社会有进步,一定要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这个是他的主要观点!这些话是中国的老子说的,后 来斯密也这么说,弗里德曼(注: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也是这么说的,这也是张五常讲的。但是我们只是会 说而已,邓小平却能做得到。这个是普通常识,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相信这一点呢?北京有很多智囊,他们也不相信,要搞什么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么最低 工资,还有什么反垄断法。这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听过,但是不相信。可是邓小平相信。


他说了很多次:你要社会有进步,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你要鼓励每一个人发挥他们的潜能。这是邓小平的信念。他相信、他明白,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中国的改革是激进的


记者:中国的改革成就,除了领导人的决策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和苏联比起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之初人均GDP很低,比较容易实现收入和经济的增长?


张五常: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的人均还不如印度来得低,农民的收入还不及越南的低,但是他们都搞不起来。你说印度搞起来了?也算是搞起来了一点,但是跟中国还差很远。所以这个不是理由。


记者:最开始,大家愿意把中国的渐进改革和苏联的休克疗法作比较。一般认为中国的改革比苏联成功,你觉得这中间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渐进改革本身比休克疗法优越么?


张五常:中国的改革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成功的主要原因。而苏联的改革呢,因为共产党已经没有了,没有党的领导。中国的改革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由上而下的改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组织性的改革。科斯和我都这样想。


记者:你的意思是,渐进与否不是中国改革成败的主要原因?


张五常:中国的改革是激进的而不是渐进的,绝对不是。


记者:和苏联比起来,中国的改革还能算是激进的么?


张五常:苏联有石油,油价上涨,现在有很多钱。他们只要没有石油就头痛了。苏联的矿产很丰富的,有石油、有金子、有钻石,中国有什么?苏联的矿产很丰富但 是它也没弄出什么成就来。而我们中国没有什么资源,却能够有这样的改进。要是我的话,我也做不到。你把所有的权力都给我,我也做不到他们今天做的这么好。



完全没有经济泡沫的问题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中国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主要是因为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沿着一个正确的决策方向所导致的?


张五常:但是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正确。你现在看看银行的制度吧,乱七八糟。取美元出来有限制,拿港币出来也有限制。一天到晚改政策。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压抑楼市,建筑商不可以建超过多少平米的房子。要加这个税,抽那个税。天天都不一样。那就是有问题了。


记者:大概是决策者觉得有经济过热的成分在里面。


张五常:完全不是。你看看现在人民币的汇率一下子又说要升,一下子又说不升。不准人家买人民币,现在的宏观调控,一方面不想楼价升,一方面又约束土地的供应,到底想怎么办呢?


记者:在很多年以前,就一直有经济学家把中国和日本作比较,认为现在的中国和19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经历很相似,可能重蹈日本经济泡沫的覆辙。


张五常:胡说八道。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日本的问题,第一,是日本控制农产品的进口,比如说,一个西红柿,上世纪70年代,在日本零售要达到五美元;一粒葡 萄,卖一美元。这种情况之下,土地就很贵。房屋的价格高,他们睡的不是上下铺的那种床,而是像堆积的信封一样,一层又一层的。这是他们第一个错处。


第二个就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日元升值。我是第一个说日本没有希望的。那是1986年的时候,现在算起来是20多年前。中国没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美国在逼 着让人民币升值。因为他当年就是逼日元升值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受逼于美国呢?央行有些人是哈佛大学回来的,为什么对历史的教训就记不清楚呢?为什么美国 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呢?当年美国就是逼日元升值,逼到日本垮台为止,日本经济不景气已经20多年了。


中国拉美化也是胡说八道


记者: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两极分化,也是海内外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话题,有人认为有拉美化的倾向。


张五常:这也是胡说八道。这是世银作出来的、很多好事之徒给作出来的。中国农民在近几年改进了很多很多,差距已经是越拉越近了。这是很明显的事,不晓得他们说两极分化根据的是什么资料。大概从2001年开始,农村进步得非常快,这是无可否认的,毋庸置疑的。


《中国农民调查》那本书,是不对的,可能在个别的地方是有这种情况,你把最坏的地方拿出来写,整个中国不是这个样子。很多穷乡僻壤,西红柿没人栽,农地都 没有人耕种,因为他们出去打工了。你告诉我中国现在有多少是全职农民?大多都出去打工了。出去学两个月,拿了个驾照,可以找到一千多块钱一个月的工作。这 是绝对不困难的。


农民的生活实际上改进得很快。我去农村调查了很多次,看着他们的生活改进的,年年都不一样。当然是不如城市了,当然还是清苦,我们当然还要把他们的生活改进得更好。这是一个大前提。但是你如果说中国是两极分化,那是胡说八道!这个是什么数据?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


记者:有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啊。中国的基尼系数显示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


张五常: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谁算出来的?这些人念过书没有?他们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


记者:你是说,他们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


张五常: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赚了钱是不报税的。你无从统计。你要去问他,他当然说自己穷啦!难道他会说自己赚很多钱么?但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看他们家 吃什么饭菜,你就能看得到。看他们家有没有电视就知道了。现在有多少农民家里是没有电视的?有电冰箱的你也可以看得到了。


记者:中国的失业问题,你不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吗?


张五常: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下岗,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一家公司每年只有20%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 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50%的工人流失。没有办法。是他们工人自己要转来转去的,不是老板要炒他们的鱿鱼。是这样子的,工人随时都可以走,转工转得很 快。你不能把他们称为失业。


记者:可是按官方的数据,失业的比例还是很大的。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


张五常:这些数字要看你是怎么算的,假如一个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600块钱的一份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你600块钱的不做,要做800块的,那你就要花两三天的功夫去找。那么要找1500块的呢?那就难找一点了。


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但需要改进


记者:去年有一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包括郎咸平质疑国企改革在内,整个知识界开始了对中国改革公正性的探讨。


张五常:我曾经批评过郎咸平。他说中国5000年来最差是今天。这一句话我不能原谅。大家做了那么多功夫,郎咸平怎么能说是5000年来最差的?不骂他不行。我就骂了他这一句。看小了中国的文化,侮辱了中国人的尊严,这个是不可以原谅的。


记者:可是国企改革中不是存在着严重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这些问题么?


张五常:你现在要讲国企私营化,搞私企的时候,有的人是赚得到钱的,有的人是输钱的。这个国企我把它买过来,我拿过来的手段未必很正确,但是我把输钱的国企变成赚钱的国企,这对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记者:中国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改革的结果是,当权者从中捞取了很多不应得的好处,从最初的价格双轨制,到国企改制……


张五常: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这些事情,我们怎么能够避免得了呢?据我所理解,中国的那些贪污,那些所谓“好处”,比起印尼、比起泰国、比起印度,相对来说是不严重的。


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事情的,可是总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么多人全部杀掉,你杀不了那么多人的。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是无可避免的,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有这种事情就说这个国家不行。


我并不是赞成这些事情,我是觉得这种事情是无可避免的。中国已经改进了很多。在一个国家还在改革的时候,你说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在惩处贪污方面的改进,就目前来说我是满意的。当然也还有很多的腐败了。


记者:没错,在一定程度上,转型过程中尤其不可避免腐败。但我们现在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能不能比现在做得更好些,腐败再少些?让经济增长和公正较好地兼顾?


张五常:可以说可以做得更好,但以我张五常的本领,我做不到像今天这么好。(南方都市报 作者: 韩福东)

Administrative Spending

我国行政支出浪费惊人 去年公车和吃饭耗资6700亿  2007年01月17日15:35   金羊网-新快报  评论(1706) “我们的财政支出政策问题其实相当严重!”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在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举行的一次讲座中指出: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中行政事业支出浪 费惊人。他还表示,公车出行和吃饭招待成了行政事业支出浪费的重头。


浪费惊人


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10.5%,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和 耕地占用税、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完成37636亿元,比上年增长21.9%,增收6770亿元。此外,税务部门还组织征收耕地占用税、契税、社会保险 费、教育费附加和文化事业建设费等其它收入4208亿元,增长25.3%。共办理出口退税4285亿元,增长27.1%,增加913亿元。“这样的比例是 不合理的。”张曙光表示。


而在各项财政支出中,最多的是行政事业支出。据张介绍,1995年,行政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中比重11%,如今已经达19%—20%了。“在国家财政支 出中,行政事业支出本来是为了用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这些支出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有数据显 示,如此重要的行政事业支出却存在着异常严重的浪费。2006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什么支出最多? 公车出行支出3000多亿元,吃饭3700多亿元。”张曙光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支出扭曲


张曙光说:“多年以来,政府都表示要增加教科文卫等财政支出,实际上并未落到实处。拿教育来说,增加的投入主要给了高等教育,薄弱的基础教育仍然饥渴。”


据统计,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2.82%,比上年的2.79%增加了0.03个百分点。但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 (14.58%)比上年(14.90%)下降了0.32个百分点。而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 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的目标,如今还是雾里看花。而事实上,去年国家财政只拿出了300亿,减免了农村中小学生的学费,就使全国1.5亿的学生受 益。


对此张曙光认为,成功建设新农村最重要的不在于修路盖房子,而是要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加大基础教育投入才符合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目前的财政分配和支出可以用“扭曲”二字来形容,这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相伴相生的。


问责缺失


张曙光表示,行政事业支出浪费严重,源于问责的缺失。“人大代表监督不了,老百姓更无法监督。监督缺乏,拿着国家的钱办事,怎一个‘浪费’了得?”他对此无不担忧。


去年9月,审计署发布2006年第5号审计公告,公布了42个部门单位2005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审计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单位存在历年结余资 金未及时安排使用,虚列外事经费,自行处置资产,形成账外资金,挤占、挪用、截留财政专项资金,挪用科研专用基金,转移财政项目资金,未按规定权限批复基 建项目等问题。


“但‘审计风暴’下各部门表态后,并未见到更加严厉的处罚,轰轰烈烈的‘审计风暴’在一场太极八卦的交锋中,变成温柔的‘和风细雨’。”张曙光说:“缺乏 监督、监管不灵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个顽疾,顽疾不解决,问题就得不到最终解决。”他还认为,监管力度也是一个问题。“说我们的社会完全没有监管 是不客观的,但是监管力度够不够强也是一个问题。没有严格的问责机制,只会‘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因此,我们亟待解决的是建立严厉的问责制和强有力 的监管制度。” 新快报记者 姚莉萍


链接


张曙光


1939年9月8日生,著名经济学家。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宏 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曾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两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获第 二届中华十大经济英才特别奖。

land using for vacation and conflicts

浙江平湖建度假区砸农民饭碗 开发商狂赚百亿  2007年01月15日07:05   人民网  评论(10)   

 
  高尔夫球场会所远景。胡雪良摄

  浙江省平湖市九龙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素有“南方北戴河”之美称。按规划,将形成森林旅游区、生态农业区、佛教文化区等。然而,如今这里却在顶风大建高尔夫球场,搞房地产开发。开发商将挣100亿元,失地农民苦不堪言。

  偷梁换柱 “度假区”成奢华地

  九龙山北邻上海、南临杭州湾,山海相连,风景秀丽。

  早在1997年,九龙山就被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1998年,被浙江省政府批准为省级旅游度假区。它是原国家计委、国家旅游局推荐的2000年中国旅游业发展优先项目,也是浙江省政府批准的浙江“九五”计划及至2010年旅游发展规划的重点旅游区块。

  按原有规划,九龙山度假区分成五大区块,实现以森林促旅游,以旅游养森林的目的:建设拦海大坝,形成国内首个人造海中湖;开发山林,形成景区;调整产业 结构,形成农旅结合的生态农业园区;突出滨海休闲特色,形成金海洋娱乐区;发掘文化内涵,创中国之一绝的小普陀佛教文化区。一旦建成,这里将是沪、苏、浙 及远方客人的旅游天堂。

  这样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到了开发商手里,却是“悄然而变”:旅游度假区利用海、山、岛为一体的环 境,将九龙山打造成由27洞高尔夫球尝豪 华游艇俱乐部、马球场构成的顶级休闲度假区,度假区内还将建五星级酒店、东方威尼斯商业街和120至140万平方米的庄园别墅。

  占地占海 砸了数千农民饭碗

  “九龙山庄园”的开发商是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600555,SH),原名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因主业转为开发九龙山旅游度假区,故变更为现名。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是上海九龙山公司的子公司。

   2003年10月,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的村民们得知,自己祖辈耕种的土地要被征用搞开发了,建设一个“生态公园”,刘家村全部土地及王家村、陈山村部 分土地、宅基地都将被征用。等施工队入场后,村民们才知道建设的是高尔夫球常于是他们拿着扁担锄头挡在挖掘机的前面,哭着哀求不要再施工了。“第二轮承包 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承包证刚刚换发的,建了高尔夫球场我们吃什么?”

  高尔夫球场的建设脚步并没有因为村民们的反对而停歇。挖掘机在田里挖了大坑,把山上的砂石倾倒至田中。农民们眼睁睁地看着田地被毁了,房被拆了。一个高尔夫球场胆气十足地砸了数千农民的饭碗。

  除了占地侵山,九龙山公司还把目光瞄向海域。围垦开发杭州湾滩涂992亩。“一部分造地建别墅等,一部分做豪华游艇俱乐部的泊位,一个刚圈进来的小岛是做高尔夫场地的。”一名工作人员透露说。

  有无批件 未影响工程建设

  九龙山高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表示,“度假区总体规划、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游艇俱乐部项目分获省政府、省林业厅、省发改委批准。项目是按规划建设的。”而事实到底如何呢?

  关于占地问题,平湖市国土资源局发文证实,目前九龙山开发地块中2237亩土地已经省政府批准收归国有,另有一部分土地正在上报审批中。经调查发现,开发商在未获批准的地块中植树种草修路挖塘,改变土地现状。对此,2006年5月国土局责令开发商停工。

  2006年11月2日,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土地调控会议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王松林厅长公开通报了平湖市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非法占地建造高尔夫球常

  关于高尔夫球场建设问题,200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中规定,在新的政策出台之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一律不得批准建设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在此之前未办理合法手续,以及获得审批但是尚未动工建设的,一律不得开工。

   2005年12月21日,国务院、发改委又公布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高尔夫球场项目被列入限制类。同时指出: “对属于限制类的新建项目,禁止投资。投资管理部门不予审批、核准或备案,各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土地管理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

  日前,国土资源部等部委联合发布实施2006年版《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高尔夫球场项目用地则再一次被明令禁止。

  而记者2006年12月中旬在九龙山高尔夫球场看到,施工并未受到任何影响,挖掘机、推土机、翻斗车仍在繁忙作业,球场外已经打出“九龙山庄园”的招牌。

  还有占用海岸滩涂问题,按《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750亩以上的项目用海,应当报国务院审批。2005年,中国海监东海总队亲赴调查,认定九龙山公司非法用海,做出了“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并恢复原状,另罚款18万多元”的处理。

  近两年过去了,“海域原状”没见恢复,2006年九龙山公司又圈滩涂500多亩。对此,平湖市海监部门认定,“未经批准进行围填海活动,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给予罚款7.78万元。”

  获利百亿 开发商演绎神话

  “青山绿水,就是流金淌银。”打开九龙山公司的网站,高尔夫球尝马球尝游艇俱乐部、别墅区等,一一立体地展现。


  “公司获得的土地成本平均为每亩20至30万元,而目前的土地拍卖价格为每亩150万元,公司土地储备已经大幅升值。”九龙山公司高层在公开场合表示。

  2006年12月1日,九龙山公司发布公告说,按照九龙山总体规划,公司将开发建设200万平方米的商品房销售面积,每平方米市场价都不低于1.5万元人民币。首期开发建设的项目已经开始盈利,尤其是第一期房产规划方案公布当月便已有70%左右被客户意向购买。

  另据资料显示,九龙山高尔夫俱乐部计划发售会员卡1200张,2005年10月开始销售,目前已经售出约700张,价格从最初的30万元上涨到现在的45万元。预计全部销售完毕后,平均价格超过40万元,收入超5亿元。

  游艇俱乐部共有游船泊位400个,每个泊位销售价格5万美元,计划发售会员卡1200张,每张售价10万元,将于2007年开始销售,预计游艇部分收入约2.4亿元。

  马球会计划发售会员证2000个,各级会员收费从数千至98万元不等,预计共收入3.8亿元,毛利3.6亿元。

  “再过一段较长的开发期,预计九龙山项目总利润约100亿元。”九龙山公司副总经理壮志凌云。

  有了如此利好的刺激,九龙山公司的股票扶摇直上,从2006年一季度的2元多,一路升至最近6元左右。“炒作了一个概念,庄家就赚翻了。”方正证券一位资深分析师说。

  只是这样一来,政府规划中那个供平民百姓享有的“旅游度假区”不见了。(来源:市场报 记者 胡雪良 通讯员 叶宏军)  

Zhejiang- rampant corruption

浙江68名处级干部因收受商业贿赂落马 2006年12月30日02:20   现代金报 
金报讯(记者 岳德亮)昨天,浙江省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情况。截至11月底,全省通过“581”“981”财政专户等渠道 共收到上交款项4238万元。通过自查自纠,还撤销了60个“账外账”、小金库,清理违规资金2890万元。


截至11月底,全省共受理举报电话、信(访)件7654件,经排查予以立案查处的2246件。目前已经查结1644件,涉案金额2.58亿元,涉及国家公 职人员375人,其中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68人。目前,全省各地相继出台完善了278个规范制度。在会上,省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成员张伟斌还通报了专 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查处的15起典型案件:


1、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处副处长刘江受贿案。2002年至2005年,刘江利用其负责受理推荐本省企业申报中国名牌产品等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3万余元。2006年7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处刘江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


2、浙江科技学院原院长助理汪文建受贿案。在2000年1月至2003年期间,汪文建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施工单位所送的钱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7万余元。2006年8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汪文建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3、浙江省电力公司营销部主任经济师、副主任孙裕田受贿案。在2002年至2006年间,孙裕田利用职务便利,在电能计量、电能表技术条件的招投标等过程 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3.7万余元。2006年10月,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判处孙裕田有期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 万元。


4、原杭州市萧山区盐务管理局局长、浙江省盐业集团萧山盐业有限公司经理金岳明受贿案。金岳明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有关企业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6.9万余元。因有自首情节,2006年9月,萧山区人民法院判处金岳明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


5、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江东建设指挥部综合管理处处长曹治中受贿案。在1995年至2006年间,曹治中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多家单位及个人贿赂,共计价值人民币7万余元,另还贪污公款人民币10万元。2006年6月,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判处曹治中有期徒刑九年。


6、宁波市北仑区交通局局长、党委副书记李如军受贿案。李如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招标中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0万元、6000美元。2006年8月,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判处李如军有期徒刑七年。


7、温州市苍南县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王建人受贿案。2002年至2004年间,王建人利用其担任苍南县人民医院总务科科长职务便利,在基建等活动中,多次 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9.2万元。2006年7月,苍南县人民法院判处王建人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万元。


8、嘉兴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福荣受贿案。在1997年至2005年间,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价值 92万余元。2006年6月,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谢福荣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


9、湖州市中兴建设开发公司副总经理郑越华受贿案。1998年至2006年间,郑越华利用职务便利,22次收受、索要他人钱物,总计价值44.46万元。因有重大立功表现,2006年8月,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判处郑越华有期徒刑九年。


10、新昌县财政局(地税局)副局长陈建军受贿案。1995年5月至2005年期间,陈建军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企业税收等经营活动中谋取利益,多次收 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3万余元。2006年7月,陈建军被新昌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万元。


11、台州市盐业局局长、台州市盐业公司董事长陈经藏受贿案。陈经藏利用职务之便,1998年至2004年多次收受他人人民币合计28.4万元。2006年6月,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判处陈经藏有期徒刑十一年。


12、金华市浦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浦江县招投标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根浪受贿案。2004年至2006年,张根浪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招标过程中收受贿赂,共计31.9万元。2006年8月,浦江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张根浪有期徒刑十一年。


13、丽水市缙云县建设局副局长赵超群受贿案。2001年至2004年间,赵超群利用担任缙云县建设局副局长兼缙云县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之便,收受企业财物计人民币19万余元。2006年3月,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赵超群有期徒刑十二年。

14、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硫酸厂厂长耿奎武受贿案。2002年至2006年,耿奎武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五次收受他人贿赂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7.9万余元。2006年8月,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判处耿奎武有期徒刑六年。


15、舟山市普陀区中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贺林受贿案。1997年8月到2006年1月,贺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收受回扣计人民币18.4万余元。2006年7月,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处贺林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

continuing income gap

我国九成多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及以下阶层 2006年12月25日10:48   中国网  评论(1185)


资料图: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成为一条“鸿沟”。 中新社发




我国收入差距达18倍 医疗占家庭消费11.8%


2007年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今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蓝皮书指出,据调查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中层”认同比例为39.6%,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从2006年3月至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按照科学严谨的社会抽样调查方法,在全国进行了一次“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此次调查覆盖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访问住户7140余户,获得有效问卷7061份,调查误差 小于2%,符合统计推断的科学要求。


把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层级,根据调查结果,认为自己属于“上层”的仅占0.5%,属于“中上层”的占 5.4%,属于“中层”的占39.6%,属于“中下层”的占29.1%,归入“下层”的占24.5%。这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出现普遍偏下 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同类调查比较,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层”认同比例,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种社会经济 地位认同普遍偏下的情况,说明在快速变迁过程中,由于分配秩序的问题,不仅低收入群体不满意,一些中层和中上层收入群体也不满意。(闫昕霞)

non-members in decision making

北京市换届新信号:党外干部加快进入决策层  2006年12月17日14:21   新华网  评论(13) 第 1 2 页 让不是党员的人也能够进入核心领导层,既体现了执政党的宽阔胸襟,而且也是直面现实的理性选择。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一个人数日益庞大、影响力不断增强的高知群体,以鲜明的集体形象逐步进入公共视野。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鹏,参加了今年北京市举行的副局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竞争市文物局副局长和市工商大学副校长的岗位,并作为笔试的前五名进入面试。

刚开始,他一直为自己“无党派”的身份而忐忑,“毕竟政治身份不占优势。”但随后他在招考过程中发现了大量“同类”:很多参加考试的人政治面貌都是“无党派”或“民主党派”。

这是因为北京进行的副局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对党外人士的大幅度倾斜。在今年北京市公开选拔的16个副局级领导干部岗位中,有10个岗位明确要求参选者的政治身份是民主党派或者无党派。而此前北京的8次副局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中,最多一次有3名党外干部入眩

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学院教授阎志民说,“北京在党、政、人大、政协换届之际推出的这个举措,是一个政治信号。党外干部加快进入决策层,标志干部人事改革正出现一种新的趋向。”

■非中共优秀人才进入决策层

北京市此次公开选拔16个领导岗位的副局级干部,其中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市文物局副局长、市旅游局副 局长、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北方工业大学副校长等10个岗位要求参选者是非中共身份,此外,一名市政协副秘 书长被要求是民主党派人士参眩

北京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表示,这次公开选拔的党外干部岗位,是依据干部结构和工作需要进行设置的。


从实际情况看,此次公开选拔的10个党外干部岗位都是“实力部门”,打破了此前外界对党外干部只安排虚职的猜想。

记者采访中,很多参加面试的考生都提醒记者注意,除了工商联、高校、政协、科协等党外干部通常安排比较多的部门和机构,此次公开选拔涉及的部门中,科委、市政管理委员会、环保局、文物局、旅游局等都是关系北京城市建设的核心政府部门,其工作内容也涵盖了城市发展的重点。

按有关程序,此次公开报名分为个人自荐报名、组织推荐报名和社会举荐报名三种形式,每人可报2个职位。

北京电视台计财部的高级会计师孙成刚是自荐报名的。他说,看了招聘启事后很兴奋,觉得很想试试,就向单位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表示非常支持。“我觉得组织部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真正想扩大优秀人才的选择范围。”

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政党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教授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观的多元化,并不是所有优秀人才都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但他们良好的政治素 质和管理能力却是全社会的宝贵资源。争取他们参与到党的事业中来,让不是党员的人也能够进入核心领导层,既体现了执政党的宽阔胸襟,而且也是直面现实的理 性选择。

■整合社会资源延揽行政人才

北京一直很重视吸纳非党人士进入领导岗位参与决策。有关部门介绍,北京市现有局级党外干部98名,处级领导干部2064名,各级人大代表1400名、各级 政协委员2782名。目前,北京市有一半左右政府部门配备了党外干部,远超过中央的有关规定,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今年38岁的古红梅,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她先后在北京假日饭店做过公关经理,在香港合资出版社做过总经理,是位典型的“外企白领”。

1995年,古红梅走进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当年便被任命为北京市海淀区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6年后,她被提升为正局长,直至今日。

妆容精致、举止文雅的古红梅,思维和工作方式与长期身处机关的工作人员有着明显差异。她不喜欢讲套话,外企强调的工作实效、团队精神、专业水准都被她带到 了工作环境中。她和同事相处十分平等,常常用玩笑和协商代替生硬的命令,这使旅游局的氛围充满了具有时代感的清新意味。

年轻、担任实职,古红梅说无党派身份对她的工作没有丝毫障碍,和其他党员干部的配合也顺畅,几乎所有的党员活动她都被邀请列席参加。她非常感谢区里的领导,在这里她感到自己的才能得到有效施展。

古红梅将外企的管理经验应用于政府管理,而另一方面,许多党外人士在参与政府决策中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素质。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对党外人士有着专门的培训计划,比如组织党外代表人士赴国外培训、举办高级研修班、挂职锻炼等,不少党外人士受益于这个计划。

■党外人士参政的社会基础

北京拓宽党外人士参政空间的积极之举,是在中国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作出的,也是实践“建设成为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努力。11月,上海市则明确宣布,符合条件的党外干部可任政府领导班子正职。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一个人数日益庞大、影响力不断增强的高知群体,以鲜明的集体形象逐步进入公共视野。他们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从事着报酬很高的专业性工作。律师、外企雇员、注册会计师、自由艺术家等是他们最普遍的职业身份。

据统计,目前我国近4000万知识分子中,已有1000多万人在非公经济领域工作,成为新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的五大领域新社会阶层成员中,平均年龄仅为31.2岁,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总体的70.3%,93.9%属无党派人士。

阎志民说,虽然从整个社会来说,很多精英人才还是出自体制内部,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一些市场竞争激烈的新兴行业,优秀人才社会财富的占有量以及政治、文化的影响力都日益加大。

北京市的相关调查表明,新社会阶层不同行业间,在职业操守、政治诉求、维系与政府关系、组织背景、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性很大。

曾经在北京调研过新阶层群体情况的市委统战部工商经济处处长谭林说,这个群体中由于职业不同,参政愿望的强烈程度表现出很大不同。比如,律师的参政愿望很强,在各种公共事件中都喜欢发言;而会计师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意识。

律师鲁哈达是北京律师界公认的“社会活动家”。在他看来,“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不仅仅具有商品性,还具有公共性,因此,作为律师必须强调严格的职业操守和道德。”

2003年,鲁哈达当选为北京市第十届政协委员。他在每年的政协会上都积极提出多条提案,有的还被评为优秀提案。不久前,他还专门就2008年奥运会可能涉及的诸多法律问题向王岐山市长进行汇报。

■选拔渠道还有拓宽空间

古红梅说,这次公开选拔对于党外干部的使用无疑向前迈了一大步。当年她参加考试时还被告之其无党派身份不符合报名资格。

但是,也有人对这种特殊安排提出异议。有些干部提出,某个人是否符合某个岗位的需要,应该以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来决定,如此专门为某种政治身份设置绿色通道,是否有悖公平原则?

阎志民说,执政党出于政治合作的考虑进行有倾斜性的人事安排,有利于吸收民主党派的加盟。现阶段采取行政手段照顾党外人士是很有必要的。

在这次公开选拔中,有些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的党外干部因为超过45岁的年龄限制而失去了机会,这不免令他们感到有些沮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焕喜说,民 主党派人士的成长周期很长,首先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在30岁左右才能读完博士,其后还要花几年时间在学术上立稳脚跟,而从学术研究转向社会管理又得几 年,很容易一晃就四十好几了。

阎志民认为,作为公开选拔,制定一个年龄门槛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党外干部的安排不应仅仅依靠公开选拔一种渠道,要把对党外干部的培养和选拔进一步纳入全体干部队伍的建设中,使用渠道更加多元化。(记者刘江、段博、黎昌政)



(瞭望新闻周刊 )

17 th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 十七大议案遭否决
文章来源:争鸣月刊记者罗冰报导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09


政治局委员差额选举程序不获通过

当一个执政的独裁党长期垄断国家的所有政治和经济资源,并且已经蜕化为寡头利益集团,“民主”就成了它攫夺国库民脂的拦路虎,它又怎会甘愿去“养虎为患” 呢?这就是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民主化总是迈不开步的原因。如果以为胡锦涛的“执政为民,以民为本” 口号会使中共政权放弃既得利益,真正推行民主政治,那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中南海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十一月十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各省、部委办党委书记列席会议。会议就中纪委、中共十七大筹备组、中组部提出的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会议在中南海小礼堂举行,进行了整个上午、下午,至晚上十一时才结束。

审议的议案有:《关于中共十七大组织、选举程序议案》;《关于中央部委办、地方组织织选举程序议案》;《关于纪委隶属、组织选举议案》......等十一项议案。其中有七项重要议案因争议激烈,涉及中共的权力地位、利益关系等,被否决。

以下是被否决的七项议案。

十七届政治局委员差额选举案被否决

一、关于十七届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采用差额选举,差额拟订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表决结果:有五名政治局委员反对,七名政治局委员弃权;列席会议的七十九名中央部委、省级一把手(不列作会议正式程序)表决结果:五十六票赞成;十一票反对;十二票弃权。

这一表决结果,反映部委、地方与政治局的矛盾已公开化。

新届省部党委、常委差额选举被否决

二、关于新届省部党委(组)委员、常委选举采用差额选举,差额拟订委员为百分之十五或以上,常委为不少于百分之十。这一议案属于争议激烈之一。部委、地方基本上清一色反对或保留,表决结果:七票赞成;五十一票反对;二十一票弃权。

在政治局委员表决中,赞成,十一票。但重要议案需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才能通过,因之未获通过。

部委、地方所持反对的理据:容易产生拉帮结派,使党委难产,工作展开会困难,甚至使党委瘫痪,后果会让不合格、有严重问题的人进入班子,党委很难适应化, 等。河南省委书记还提出:地方党委扩大差额选擧,上级党委、组织部还要不要内定书记、省长?内定的书记、省长如被差额选举“差”下来,怎么办?云云。

十七大党代表比例的争议

三、关于十七大党代会代表中,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党员领导,原则上不超过百分之六十:基层、乡村、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原则上不少于百分之四十。

此一议案引发争议,指:党代会代表的政治素质、坚定性,体现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又指:代表性关系重大,不能随意改变,等。结果改为:十七大党代会代 表,党员领导不超过百分之七十;基层、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不少于百分之三十;省级地方党代会代表,改为党员领导不超过百分之六十五,基层、乡村、生产和 工作一线党员代表,不少于百分之三十五。

这一改变,反映出在集国家政治、经济、军队、司法一切大权的党代表大会上,都要加强保险再保险,稍微在民主程序上松动一下,都受到了特权阶层的抗拒。

休会期间党代大会代表的弹劾权利

四、关于在党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代大会代表有权向本届党委提出召开特别大会,就渎职、违纪、不称职党委成员,提出弹劾议案。

这一议案是温家宝、罗干提出的。温指:如果党内有效监督机制不能建立好,实际运用好,那么,其他的监督机制某程度形同虚设,必须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省部级党组织一级有效执行,这是执政为民、以民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

但,这一议案却受阻搁置了。

非共产党员担任部长省市长正职的议案

五、关于非共产党员经程序审核,选举担任地方政府省(市)长、担任国务院部委办正职的议案。

其实,有关这一议案的内容,在建国初期还有部分实施,到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期间,还在国务院部委正职中,保留了水产部长许德珩、水利电力部部长傅作 义、粮食部长沙千里、纺织工业部长蒋光鼎,作为点缀,一切权力由党委(组)操控,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是“东西南北中,共产党领导一切”。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八一年八月、八四年七月,胡耀邦在党内就曾提出:“如何体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有利团结、调动各方面人才和力量,优秀的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可以担任地方省长、市长、国务院属下大部分部委正职。首先党内要解决好一个问题:党员永远是少数。”

这一议案是由胡锦涛、温家宝和吴仪提出的,但都未能通过。

纪委职权问题的议案

六、关于地方纪委直接向上级党委政治、组织负责,向上级纪委工作职责负责,受同级人大常委会监督的议案,也被否决了。

据说否决的理由,指:复杂会引起多个中心,云云,又指:纪委权力过大,党政工作会受到干扰。

向社会公开干部违法犯法的议案

七、关于凡属中央、地方党政国家机关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凡违纪、犯法,经核准后,一律向社会公布其违纪、犯法概况(除涉及国家机密内容外)议案。

这一议案是中纪委以常委会通过的议案,提交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的,但都未能通过,而且抗拒、反对的声音占絶对多数。中纪委表示:将把议案提交明年 十七大代表大会审议。中纪委准备“硬上马”,放在代表大会上,肯定有胡温的支持,也反映出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全面开花,错综而复杂。

胡温剥夺人民知情权

特别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北京向外公开了中央政治局近期有关决定,那只是扩大十七大代表的比例及执行八0年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有关选举应实行候选人多于应选人的差额选举办法,而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否决而搁置的有关议案,却只字未提,无可 奉告。胡温政权仍然在肆意地剥夺人民的知情权。

这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七大议案遭到否决,说明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进入了白热化,也同时说明,在中共党内高层,对稍为扩大一点民主化的任何改革都很难行得通。

Friday, December 01, 2006

Whole Family Killed

This mus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mining

贵州兴仁县长被灭门续:警方悬赏20万征线索  2006年12月01日13:47   新快报  评论(6300)

兴仁县人民政府县长文建刚(来源:兴仁县人民检察院网站)



11月30日,贵州黔西南州委、州人民政府等召开通报会,通报兴仁县县长文建刚一家6口被杀案情况,号召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协助破案,对提供线索破获案件人员重赏20万元。专案组表示,此案不破,决不收兵。对知情不报、包庇窝藏犯罪分子的人员,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惩处。



记者昨天赶到案发现场时,文家附近很黑暗基本没有灯光,且前后道路复杂难辨,几乎条条相通。相比附近居民家,文家显得相当豪华气派。文的邻居介绍说,“他 的司机是上午7点多去敲门时发现的”。现场情况惨不忍睹,文一家6口都倒在血泊中,“文的尸体在一楼,身上中了10多刀。他的大儿子在兴义八中上学,幸免 于难”。邻居都表示当晚没有听到什么异响。


据悉,文本人在当地口碑颇佳,在担任县领导前曾下海经商,开过一家煤厂,“他这个人给人感觉还是挺正直的,今年8月继续当选县长”。


因对煤矿安全生产中的突出问题未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安全事故频发,文去年曾被责令进行停职检查。此后,他加大了对当地非法小煤矿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受了 处分之后,打击力度更大,加上人又刚正不阿,得罪了不少人”。另据介绍,文的家中被翻得一塌糊涂,“似乎有劫财的可能”。(新快报特派贵州记者周皓)

United Front

中共中央:将新社会阶层培养选拔纳入规划
  2006年11月28日19:00   新华网  评论(1)   新华网北京11月28日电 中共中央不久前颁发了《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意见》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新变化。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 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一 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基本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呈现出新 的重要特征,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已经进一步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 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必须始终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坚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坚持高举爱国主 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坚持以人为本、照顾同盟 者利益。要全面加强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建设,推动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更加巩固,各民族的关系更加和谐, 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更加协调,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更加适应,大陆同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联系更加密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 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统一战线,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服务, 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祖国和平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服务。


  《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优势和作用。要把发展作为统一战线成员团结奋斗的第一要务,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和“十一五”规划的总体要求,努力把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上来,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要充分 发挥统一战线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体现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 特点和优势,为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服务。要充分发挥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领域中的作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传统,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有益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各民族特 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大陆同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关系,为促 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努力形成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局面,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实现 祖国完全统一服务。


  《意见》指出,要认真贯彻统一战线若干重要领域的方针政策。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 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精神,不断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精神,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要全面贯彻党的宗 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尊重党外知识分子的劳动和创造,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鼓 励他们把实现个人价值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积极为他们从事教育、科研等工作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意见》指出,要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 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促进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要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新力量。要坚持充分尊重、广 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以社团为纽带,以社区为依托,以网络为媒介,以活动为抓手,探索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机制和方 法。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由统战部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参加、社会有关团体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合力。要把新的社 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逐步建立一支代表人士队伍。


  《意见》指出,要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党外代表人士及其后备队伍,直接关系到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水平, 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关系到统一战线的持续发展。要努力提高党外代表人士的综合素质,提高他们的政治把握能力、组 织协调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要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后备队伍建设,按照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党外人才成长规律,把党外代表人士后备队伍建设 工作纳入人才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通过建立健全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不断推进党外代表人士的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


  《意见》最后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把统战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工作的考核内容,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把统战工作纳 入宣传、新闻工作计划,通过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媒体积极宣传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扩大统一战线的社会影响。把统一战线理论政策作为各级党校、行政学 院、干部学院的重要教学内容,作为培训党政干部的必修课程。把多党合作、人民政协、民族、宗教理论政策等统一战线知识列入国民教育内容。把统一战线理论研 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带头学习宣传统一战线知识,带头贯彻落实统一战线政策,带头参加统一战线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 党外朋友。各地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和精干、统一、高效的原则,结合各自特点,在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重大问题的协调处理和相关干部的管理 等方面,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各负其责的体制。要加强基层统战工作。县级统战工作要以民族、宗教、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为重点,社区统战工作要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为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统战工作要以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为重点。各级党 委要按照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具有民主作风、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要求,配强配好统战部门领导班子,加大统战部门干部与其他部门干部交流的力度,努力建 设一支勤奋学习、作风民主、求真务实、廉洁自律、团结奉献、开拓创新的统战干部队伍。

Local Housing

中央集资建房禁令遭遇地方变脸对策 新华网   变“集资建房”为“市场化运作”,转“低价房”为“团购折扣房”……


新华网南宁9月6日电(记者何丰伦 黄玫 陈春园)变“集资建房”为“市场化运作”,转“低价房”为“团购折扣房”,从“政府搬迁”中谋求“部门终极利益”……这是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三部 委集资建房“禁令”出台前后,地方党政机关和部委厅局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禁令”的滞后性毋庸置疑,但集资建房产生的大量“隐性囤房”, 必须尽快纳入调控视野,这样才能使调控落到实处。


“自有土地”集资建房运行两年多,“隐性囤房”难以估量


“三部委‘禁令’并未让我们伤筋动骨,不少先知先觉的地方厅局早就将‘自有土地’运作成了第二套甚至第三套住房。”就在三部委集资建房“禁令”出台前,广西建设部门一位负责人坦率地说。


事实上,早在2003年,厅局单位可以利用自有土地建设房屋的相关文件就已经出台,“集资建房”在文件中变成“市场化运作”第二套房子,但这与“集资建房”如出一辙。


记者在江西采访时了解到,江西某地政府2000年7月开始筹划搬迁政府新址,在城郊一带建设新区,当年底就在新区新建2000多套住房,以“市场化运作” 的旗号来解决市直机关工作人员住房问题。但房屋直到2004年底才全部建好,市场价格是1800元-2000元/平方米。而同期新区周边地区商品房均价已 经达到3500元/平方米左右。2006年,这一区域的商品房均价为3600元-4500元/平方米。


熟悉商品房运作规律的业内人士姜辽海透露,这类做法在中西部省会城市中屡见不鲜,短短2年至3年时间,政府就与开发商联手抬高了新开发区2-3倍的土地价格,看似“市场化运作”的背后,实际上是将行政权力与牟取部门利益进行了交易。


在东北、华南、华中拥有多家房地产企业股权的业内人士吴玉斌认为,这些现象不是个案,而是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普遍存在的情况。“凡是有权有钱的单位都在盖 房子,比如公检法、国地税、银行、大学、大企业……”吴玉斌估计:“东北市场上集资建房面积占房屋开发总面积的20%-30%,甚至更多,市场经济相对发 达的华南、华东也有2%-15%。”


开发商“变脸”牟暴利,“权房”交易谋求部门“阳光”利益


记者对一些省会城市厅局机关采访时,不少“一把手”明确表示:“国家政策要用足,为单位和下属多谋福利,才能‘得民心’,前几年没有抓住机会搞房子的,现 在还是要学会打‘擦边球’找‘阳光’机会,不然离任之后谁也不会理睬你。”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态驱使下,房产商和一些地方政府机关纷纷变“集资建房”为“市 场化运作”,挪“低价房”为“团购房”,从“政府搬迁”中谋求“部门终极利益”……确保自身利益实现。


变“集资建房”为“市场化运作”。其基本程序是:把单位或者部门拥有的土地向规划部门、土地管理部门上报,要求将这部分土地作为办公用地或者职工宿舍用地 使用;政府相关部门做好备案后就可以动工;工程全部采用招投标、工程监理等规范做法,房屋分配采用内部“评分”分配。但这一做法大大减少了土地出让金,单 位无须交纳营业税,这就减少了一半以上的成本,部门和职工完全可以以低于市场价格一半以上甚至更低的价格购买到房屋。


变“低价房”为“团购房”。在“集资建房”和“低价房”成“高危字眼”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厅局为解决问题,纷纷采取“团购房”的方式,来规避风险。不少 房地产开发商存在着由于资金链条发生问题,无法在规定年限内完成房屋开发的,相关职权部门往往开出价码:允许土地延期开发,但前提是留下一定数量由政府部 门成员“团购”。房地产开发商杜峰源承认:“团购价往往比市场价低1/4—1/3,开发商受益、职权部门受益,国家财政和宏观调控措施就打了折扣。”


从“政府搬迁”中谋求“部门终极利益”。“搬迁”“扩容”是政府抬升地方房价的主要做法。政府将办公地点搬迁到新区的同时,将原办公场所拍卖给开发商,同时要求开发商“共同开发”新区;并以承诺招商引资、优惠土地政策的方式,将行政资源变相转化为开发商的潜在效益。


在搬迁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政府和相关业务部门“暗示”开发商低价内部销售部分土地,政府部门则公开或者私下要求公务员集体购买开发商初期难以销售的楼盘, 将开发商部分“溢出”利润转化为部门的群体利益,并承诺在其他项目建设过程中给予开发商更多利益。银行也乐于向公务员贷款,开发商、政府机关、公务员和银 行都从这一“搬迁链条”中受益,房价也就自然节节攀升。


曾留学韩国的学者陆群有把这种房屋占有状况称为“隐性囤房”和职能部门与开发商之间的“权房交易”。他说:“开发商售楼情况信息逐渐透明,但落到党政机关 工作人员手中的‘第二套’乃至‘第三套’住房却无从考量,统计部门也无法公布这类空置房屋的数据,这部分信息不透明恰恰成为房价高企的‘助推剂’。”




将单位、部门的住房状况纳入统计、审计视野


不少专家学者建议,在房地产已经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问题的背景下,应该将部门考核、单位业绩、干部考核捆绑起来,将单位、部门的住房状况纳入统计、审计视野,在最短时间内弄清楚“隐性囤房”状况,对全国房地产市场作出正确的评估。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Social Equity and Foreign Experience

中共借鉴汲取国外执政党经验教训促进社会公平
2006年10月07日 15:51:46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0月7日电 题:中共借鉴汲取国外一些执政党经验教训促进社会公平

新华社记者王建华 郭奔胜 孙英威

北京的分析家们说,作为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在根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以更加宽广的胸襟和视野借鉴汲取国外一些执政党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努力的一部分。


他们说,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清晰的开放意识和包容特性,有利于其大胆抛弃思想上的某些禁锢,理性看待人类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在解决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上更加从容和睿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于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要求之一。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去年2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自己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胡锦涛2004年6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也指出,对世界上其他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要研究和借鉴,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林德山说:“公平正义是一个客观的社会问题,国外一些执政党也会从社会政策上、公众利益上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方面没有什么政治禁忌。”

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中共中央全会首次在其决议中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代初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作出正式重大调整。

党内的理论家们认为,针对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它使经济潜能得到巨大释放,然而,随着 近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新趋势和新特点,党必须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行调整。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接近2000美元。中共决策者把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阶段视为“矛盾凸显期”,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社会矛盾和问题呈现多发多样状况,如果调处不好,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

据有关方面研究测算,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5,贫富差距较大,并且存在进一步拉大的趋势。2005年,中国10%最富裕的家庭与10%最贫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差距达8倍以上,60%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

胡锦涛去年2月曾向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指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青连斌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公平正义观,同西欧社会民主党等一些国外执政党提出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公平价值体系间有比较相似之处。”

他说:“总书记有关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论述,将在六中全会的重要决定中得到充分体现。”

国外执政党里很重要的就是社会民主党,它是西方政治派别里代表广大民众的一个主要政治力量。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的西欧社民党在逆境中加大反思力度,总结成败经验教训,兴起了新一轮改革浪潮。

在基本价值体系方面,西欧社民党革新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认为在分配方面过分强调追求“结果平等”已经过时,“新公正观”应首先强调“过程的平等”和“起步条件的平等”。

林德山说,西欧社民党是从制度上作整个社会公平的规划,从制度上设计出一些路径来,通过政府手段来对社会分配作从战后共享向制度安排过渡。

林德山说,执政党立足于各自的社会现实作出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制度安排,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不会照搬照抄西欧社民党的做法和措施。

他说,中国共产党是要研究借鉴西欧社民党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整个制度价值趋向和政策安排,这里既有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有许多相似性。

林德山说,中共关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世界经验,近些年,中共每年都要与包括国外共产党、西方国家政党、发展中国家民族民主主义政党在内的众多执政党保持频繁接触,以丰富自己的执政思想和解决公共利益的经验。

一些党内分析人士认为,六中全会将首次明确提出以不断完备的制度建设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中共将突出从体制、机制上促进社会公平,以制度建设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为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明确方向。

他说:“这说明,中共将更重视从实际层面和操作层面来实现社会公平,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今年早些时候执笔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指出,包括“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在内的“机会不公平”,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这个“结果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研究结果指出,受教育机会、健康机会、迁徙机会、进入市场机会等等机会不公平,主要是社会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以及一些腐败现象造成的。

世界银行在今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机会不公平还会往往存在代际复制遗传的恶性循环。

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讲课的北京大学教授黄宗良说,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能允许这个问题的长期存在,尽管这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

黄宗良说,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有利于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忽视矛盾、违背规律等等诸多原因导致苏联东欧共产党丧权亡党的历史教训要深刻汲取、引以为戒。

分析人士预测,六中全会后,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中共将加紧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 面采取措施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稳步迈向共同富裕。

林德山说:“毫无疑问,随着六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又会迎来新一轮理论政策的改革创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的思路和方法将更加清晰。”(完)

The sixteenth party congress

迎接六中全会特稿: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2006年10月07日 11:44:55  来源:新华网
十月十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标语牌鲜艳醒目。本月八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将社会问题纳入决策讨论内容。 中新社发 廖攀 摄


  中新社北京十月十一日电 为期四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到二〇二〇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任务。

  九大目标和任务如下: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

  ——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

  ——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全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六项原则,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写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

新华网北京10月7日电(记者孙承斌、李斌、李亚杰)金秋时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再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全面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更加庄严而紧迫地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作出的战略举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 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正在达到新的高度。

关键时期的战略举措:
和谐社会建设,对社会主义本质规律的新认识、新发展

《周礼》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柏拉图的“公正即和谐”,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和谐制度”……从东方到西方,从远古到现代,建设一个富足祥 和,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充满活力的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实现这一美好理想的正确途径。在血与火的磨砺中,在风和雨的洗礼中,一代代中国共 产党人不断探索,追寻着社会和谐的民族梦想,写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历程--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实践,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对 社会建设重要性的逐步明确、日益重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我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争取社会和谐而奋斗。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这种伟大奋斗的现实表现。”

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 结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 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号召。

2005 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重要原则、深刻内涵和主要任务。 此后,胡锦涛总书记又深入各地调研,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重要论断。

“如果把构建和谐社会比作一篇鸿篇巨制,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开篇,六中全会则将达到从认识到经验、从理论到实践相对成熟的较佳境界。”党建专家叶笃初坚信。

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半个多世纪的建设、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这一基本问题进行不懈探索。“现在,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应该是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属性。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规律的新认识、新发展,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 局更加明确地发展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庄福龄说。

人民共享的系统工程: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累了你就歇歇脚,渴了你就喝杯茶,气了你就消消火,请进--这里就是你的家。”

走进河南省义马市群众工作局,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段问候语。义马市着眼和谐社会建设,变信访工作为群众工作。昔日往往“火药味”十足的信访局接访大厅,如今成了温馨的“群众之家”……

义马市的信访窗口,只是全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缩影。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正成为当今中国的关键词--

从 进一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到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从加强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到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从研究部署加强民族工作,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出台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从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到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从开展和谐社区、和谐乡村建设,到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西部,神州大地铺展开一幅共建和谐的生动画卷。

构建和谐社会,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各个方面,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国党建研究会研究员王庭大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再就业的政策。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超过600万人,完成全年预期目标的60%以上,一个有助于就业再就业的社会网络正在全力铺就。

教育是最重要的公平--

“农村娃上学,不用交书本学杂费了!”河南省淅川县夏庄村农民齐成善高兴地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发生在校园内外的变化表明:中国教育正加速迈向公平。

一项项政策,着眼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个个措施,如无形的巨手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调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到200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1.73亿、1.37亿、1.06亿 和8000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参加人口达3.96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44.7%……

促进和谐,事关全局;和谐社会,人人共享--

国务院专题研究农民工问题,并出台专门文件,全国24个省(区、市)建立了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近年来,我国价格主管部门先后17次出台降价措施,降低了1100多种药品零售价格,降价总金额达到350多亿元。

一批坑农害农、制售假劣食品药品事件受到严肃查处。征收征用土地、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正逐步得到纠正。国务院7部门联合展开环保专项行动,重点解决危害群众利益的突出环境问题……

拥有2500年历史的江苏省扬州市,刚刚荣获2006年度“联合国人居奖”。市委书记季建业感慨地说,构建和谐社会,归根到底就是要让群众受益。这是扬州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得到的最切身感受。

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
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中央党校日前在学员中进行的一项调查,引起许多人的深思--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哪些矛盾和问题?“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社会保障”、“贫富差距”、“三农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排在前列。

音律和谐,令人身心愉悦;社会和谐,成就千秋伟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长期而伟大的历史过程。尽管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迈出一小步,但放眼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全局,仍然必须清醒地看到,构建和谐社会任重而道远,需要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长期奋斗。

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难以乐观、社会发展总支出比例低、公共教育卫生经费不足、各种收入差距拉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朱庆芳一一列举和谐社会建 设面临的挑战,深有感触地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这些不平衡现象,需要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特别予以注意。”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关键阶段,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前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

“中 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构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还是在党、在各级领导班子。”全国党建研究会研究员王庭大认为,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 把中央的要求落到实处,同时“要加强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的党建工作,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充分发挥党员在构建和谐 社会各项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是党的建设两个重要的抓手。党建专家普遍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是对党的执政能 力和先进性新的重大考验。党员领导干部既要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又要在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勇于探索,锐意进 取,不断提高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美好的和谐社会,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共同奋斗。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直面八大挑战”、“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依法治国才能和谐”……六中全会召开前夕,许多专家、学者发表文章,对和谐社会建设建言献策,不少网民直抒胸臆,对社会和谐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这种共商和谐的热忱中,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份激情,是激情之中展现出的冷静和清醒。”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郝如玉说,“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最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是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根本原因。”

150多年前,30岁的卡尔·马克思和28岁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充满激情地描绘了一个和谐、美好的未来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距 此150多年后的今天,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征程。人们相信,即将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必将对和谐社 会建设进一步提出具体的指导方针和工作部署。一个以先进理论武装、由先进分子组成、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一定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不断 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完)

中共十六届历次中央全会

会议 时间 内容
六中全会 2006.10.8~2006.10.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
五中全会 2005.10.8~2005.10.11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四中全会 2004.9.16~2004.9.19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三 中全会 2003.10.11~2003.10.14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 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并决定提交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二中全会 2003.2.24~2003.2.26 全会审议通过拟向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审议通过《关 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个意见形成《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交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一中全会 2002.11.15 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 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