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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向哪儿走？
本刊记者 郑作时
金力的传统
要搞清楚31岁的杭州近郊农民金力家的真正格局是很困难的。在他家大约600平 方米的宅基地上，房子把土地挤得满满的，一进大门是一个很大的厨房。里面有 一个很大的柴灶，边上却是很小的煤气灶。绕过厨房沿着大约50公分宽的小道走出10米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200平方米的车间，里面的机器在隆隆作响；拐 弯走上10米，第二个车间出现了，也是近200平方米。同样也有近10个工人在干活；这个车间的边上有一个很窄的楼梯，上到二楼就是金力的业务办公室。那 么金力家的生活在哪里？从第二个车间再往前走几米，一幢小楼前的一条狗、几盆花和晒在门前的被褥透出了一丝暖洋洋的生活气息。这就是工厂主人的家了。
如果没有人带，陌生人大概多半会迷路，但金力却似乎并不担心这个微型工厂的业务，他的工厂专业对外提供机械加工服务，工期排得满满的。一个大约有100平方米的仓库里堆得到处都是待加工的部件。“很忙，我们得按客户要求的日程来。”他说。
金力的工人全部都来自外地。“每个月千把块钱吧。”一个工人这样说，“在工厂边上租房子住。”
像金力这样的工厂，在浙江农村可以说到处都是。在工厂的仓库里堆着的，是电脑的机箱，他的产品也许明天就会成为某个大公司的一种配件。而这间工厂没有房租和工业水电成本，工人没有任何保障，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其价格竞争力是不言而喻的。
而 杭州嘉华贸易公司李峰寻找的，正是类似金力这样的公司。嘉华贸易公司是一家外贸公司，专门和国外客户做传统产品生意，李峰是公司里的业务员。“我们什么 都做，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地寻找低价产品，客户订单往往数量很大，要求的就是价格竞争力。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寻找工厂，对传统产品来说，低价是外贸现在最有 力的竞争手段。”为了寻找低价，李峰走遍了浙江各地。“现在我们更多地是去武义、丽水这样的地方，大城市的工厂现在的成本都高了。那些地方的微型工厂都是 计件制，比如做衣架，有订单了一个村里的人都来做，没有订单了大家就去做农活，这样的成本比像你说的那种工厂还要低。”
人人都经商，高度专业化。在改革开放20年后，成为世界产品价格洼地的浙江，其竞争力就是在这种工厂里奠定的。

浙江处于二次工业化的关口
从成本控制的角度看，浙江企业的这种优势是有传统的。
“浙 江在传统工业的这种优势，最早起源于温州。浙江模式的很大成分，就是温州模式的翻版。”在浙江省内最早研究温州模式的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这样 说。“温州人很早就开始出去经商，到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温州人圈’。所以政策一开放，温州经济一下子就活了，到处都是前店后厂的作 坊。温州生产的产品可以销到全国，大量的原料也经过温州工厂制成产品。所以这个偏远的小城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集散地，温州也成了民营经济的代表。而财富 的示范效应是会扩散的。在政策开放之后，以温州人的富裕为指引。在浙江由南向北地形成民营经济的热潮，到现在，浙江民营资本的密集程度之高已经是政府所无 法控制的了。现在在浙江的投资当中，超过60%的资本来自民间。所以尽管省政府曾经希望沿韩国式的大集团发展道路，但现在浙江仍以轻加工业为主要产业，因 为现在浙江经济更多的是由市场在调整。”
正是因为以轻加工业为主的这种传统和市场竞争的压力，浙江的民营企业养成了控制成本的惯性。在浙江，现在 轻加工业最为集中的集散地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对企 业了如指掌的市委书记楼国华算过这样一笔账：当地一个中型衬衫厂，每天生产1万件衬衫，一年可以生产365万件，当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按每件衬衫 2毛钱的利润来计算，企业的利润又低得可怜，一年只有73万元。这笔钱，要想更新设备、扩大规模显然远远不够。因此企业只能是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再生产。 以这样的现状，浙江企业只能在成本控制上做文章。但困难之处在于，受基础人力资源价格和土地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企业主控制成本的能力也在下降。由于政府 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加强，来自农村的一线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也在提高。民工稀缺已经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像金力这样的微型企业 在浙江现在恐怕是无法走出家门了，因为无论是租用还是建厂，土地和土地带来的房租价格是像他这样的企业主所无法承受的了。维持简单再生产，这几乎成了像金 力这样的企业主的唯一选择。
“浙江现在处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张仁寿说，“传统的浙江模式以分工细、成本低为核心竞争力，但其 代价是企业规模小，技术进步较慢。从 这个意义上看，一度向浙江模式学习的苏南现在有后来者居上的可能。苏南基本完成了企业的股份化改造，实现了产权的明晰化，同时由于前期引进了大量的外资企 业。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在产业链合作中实现了默认的技术交流，同时在组织结构和制度上的创新也有模仿的榜样。而在温州，尽管政府一再强调招商引资，并把这 项任务列为一号工程，但外资进入的数量仍然很少。大多是一些希望取得政策优惠而到海外去镀了一层金的假外资。真正的外资进入，都在浙北的嘉兴地区。仅嘉兴 下属的嘉善地区，人口数才38万，引资数额就有2.4亿。人均引资数远远超过温州。而民间资本又由于国家的金融政策限制无法集中使用于企业，所以造成了市 场化经济下中小企业的畸形竞争。大的做不大，也导致小的死不了。”

烧鞋背后的品牌竞争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和经济强省，浙江下一步往何处去？品牌升级？规模增大？还是产业更新？
从 企业的角度看，品牌升级显然是企业最好的选择。浙江企业在轻加工业的垄断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一双温州产的皮鞋，出口的一般价格在2~3美元之间，但贴上 国外著名品牌的商标就可以卖到几百甚至上千美元。浙江企业生产的很多商品在产量上在全球都具有垄断地位。但品牌的附加值就是抓不到手，不少单纯满足于外贸 的浙江企业由于数量众多，同质竞争激烈，在价格战的泥潭中抬不起头来，生存成为它们的第一要务。
在浙江，最近一次著名事件是浙江省工商局烧毁劣质 进口鞋的事件。在两次烧毁了劣质温州鞋后，现在浙江省政府机构的目光开始转向全球。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强硬 表态：“这次查处进口劣质鞋，和以前各次对洋品牌的监管一样，希望提醒国民进一步认清一体化的本质，进一步清晰WTO过渡期结束后的竞争背景。对洋品牌的 监管是在强化一个理念：一体化的本质是平等竞争，对等主张。”
浙江省工商局作为一个执法机构的强硬行动，起始于2005年。两年来，先后在他们的 检测中出现过问题的国际品牌有：索尼；雀巢；肯德基；以及鲨鱼、都彭、 博柏利、雅格狮丹、东芝、富士通、NEC、HP等。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中监管机构终于有了一次强硬的声音：“洋品牌并不十全十美。”
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品牌延续时间上说，浙江甚至是中国产品都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但是在全球制造业一体化的今天，谁都知道大量国际品牌的加工并不控制在跨国企业自己手里。而浙江省工商局的这些行动无疑是向消费者宣布：这些跨国品牌在质量上并没有多少出众之处。
这 样的行动如果能再多一些，对深陷外贸价格战泥潭的民企来说，无疑是福音。以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培养本土品牌并走出国门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由于惯性，民 众对洋品牌的品质和高价位，有一种盲目的崇拜。而浙江省工商局的做法，等于撕去了这些产品的遮羞布，实现了监管上的对等。

义乌指数能不能带来价格控制？
尽管我们可以期望像烧毁进口劣质鞋这样的行动更多一些，像郑宇民这样的有识之士更多一些。但是无疑中国品牌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事件，大量的浙江中小企业在传统产业中面临的仍然是极其残酷的同质竞争。
义 乌的小商品市场，现在已经是中国知名的一大经济景观。谁也不会想到，当初一群农民在一个县城里为谋生计而摆下的一些地摊，最后会发展成世界级的市场。对 于义乌市场这一奇观，深谙浙江经济的本地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史晋川认为，义乌市场代表着一种新型的浙江经济模式，它比温州模式更为开 放。而张仁寿则认为义乌模式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因为在这个市场中交易得更多的是“非标产品”，也就是低值和低附加值产品。
但对于浙江大量的中 小企业来说，义乌市场是它们产品的一个重要通道，低值和低附加值产品带来的解决就业和企业利润是现阶段中国发展所必须的。义乌大量存在 的国内外采购订单已经使它成为一个民间自发的广交会。它的强大势头使商务部都非常重视，2006年要为义乌编制小商品指数，专家们甚至认为义乌指数的编制 对未来中国在小商品价格的定价权上有巨大的作用。
“但义乌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当地政府人为压低土地价格，扶助本地企业发展，造成了很多低价值工业 企业的出生，这是一种非市场竞争的做法，人为地加大了中小 企业的存在时间。我个人认为，像义乌这样的商品交易有形市场，交易的商品都可以称为价廉物可用，只有中小企业密集的浙江才会存在。在大企业里，交易都已经 内部化，不会出现像义乌这样货物的来回运送。这是在低价的基础上又加大了物流成本。在世界范围内义乌市场也是独特的，一个如此之大的市场每年的交易额只有 300亿人民币，并非一个有效的市场配置。”张仁寿说。

滨海工业，浙江升级？
就政府而言，浙江省政府为本地经济的发展设计的路径 是模仿式的，模仿的对象是人口和面积都与浙江差不多的韩国或者是台湾。政府官员们当然更希望浙江走韩国 路径的大集团和大工业路线。浙江有较长的海岸线，也有港口优势。单纯停留在轻加工业无论是对企业、地方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行为，因为要素价格的上涨，从 1996年开始，浙江资本就开始了外流。到了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地方除了法律保护的农耕地外，工业用地实际上已经接近枯竭。
张仁寿还说：“浙江滨 海工业区中的重化工业是民营企业产业结构上升的一个必须途径。在浙江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初步形态。” 张仁寿到温岭的松赞村考察时，村支书略带自豪地告诉他，当年中国造出第一条万吨轮时是周恩来总理剪的彩，但现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就同时在造着6条万吨 轮。
事实上在浙江，现在民营企业自觉地进行产业升级的也不少。台州形成了以摩托车和汽车为主业的重工业，宁波至台州一带沿海形成了与汽车工业配套 的塑料模具 ——塑料——汽车摩托车配件的产业带。而以旅游知名的省会杭州，IT业和创意产业开始出现，高技术门槛成为民企们下一步竞争的要素。“因为脑力劳动人群总 会聚集在风景较好的地方，这有利于他们的放松嘛。”张仁寿这样解释说。
显然，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现在确实在一个关口上，大型化和提高竞争门 槛已经决定着企业生存。就企业而言，要留在浙江就必须赢得竞争，产品的价格竞争 和要素的价格提高已经使部分资本不得不向更低谷流动。竞争和民企的自我选择，会使浙江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领先——假如没有政府强烈而错误的干预的话。

poperty law and social conflicts

主题:物权法专家支持强拆重庆“最牛钉子户”，中国砖家又自己煽自己耳光[转贴]


东方早报3月23日报道 3月22日，重庆。微风暖日，法院没有像大多数人预计那样，进入这座号称“最牛钉子户”的二层民宅进行强拆。51岁的屋主杨武度过一个难眠之夜后，仍独自 守立楼顶，他脚下是危楼悬崖和20米深的巨大圆坑。对面50米，代表重庆高速经济发展的轻轨列车每隔几分钟驶过，一家房地产商的巨幅广告向他招手：“彼岸 就是幸福。”记者获悉，九龙坡区法院将于今日上午专门对此事召开通报会，予以说明。昨日晚上22时许，当早报记者打通杨妻吴苹的电话时，她仍在拆迁现场周 围。
“好多人围观”
东方早报：您好，您现在在现场吗？
吴苹：我在周围转呢。这里好多人，他们说要等到半夜，看到底会怎么样。而且还有网友说要组织一些活动还是别的什么，我也不清楚。

东方早报：您没有回您家的房子吗？

吴苹：我不敢去。开发商把门都锁住，全都封锁住了。

东方早报：您丈夫还在房子里吗？

吴苹：在啊。他前天上去就没有下来，下不来。你知道，房子周围都被挖了，人上去就下不来了。开发商还挖了很多很深的沟很深的坑，把周围都封锁住。

没有进一步行动

东方早报：开发商和政府方面现在有什么动作没有？

吴苹：没有。只是不让人进。

东方早报：也没有人和你们一家接触？

吴苹：没有人和我们正面接触，只是好多记者采访我。

要求公平合理合法

东方早报：那您有什么打算？

吴苹：我不会妥协！三年了，我如果妥协就不会被你们叫“最牛钉子户”了。既然我是合法的，我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不仅是《物权法》，《物权法》之前的宪法也保护私有财产不能侵犯。为了公共利益可以拆迁，但他们是要建商场，是商业行为，乱说什么公共利益？！

东方早报：如果法院强制拆迁呢？

吴苹：人在房子在！我们有这个决心。

东方早报：如果有很好的补偿条件您会不会搬出来？

吴苹：我的要求不高，也不要什么很好的条件，我只要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我唯一的条件就是和开发商在一个公平的条件下平等地谈判。

物权法专家组组长江平支持强拆

按照当地法院的裁定，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必须在22日晚上24时前自动拆迁。“最牛钉子户”是否会执行法院裁定？目前，这个“孤岛”已经成为全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如果补偿合理，就应该拆迁”———《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教授

虽然刚刚通过的《物权法》尚未生效，但“最牛钉子户”事件已经被网上称为《物权法》维权第一案。而《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教授 对此不能认同。江平教授表示，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是不涉及公共利益，但这条理由不能成立，“他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江平教授认为，如果补偿合 理，就应该拆迁。如果当事人认为补偿不合理，应该到法院进行诉讼。所以，江平教授的观点很明确：如果吴苹一家自己不把房子拆掉，支持强制拆迁， “法院已经下达了裁定，就要按照（法院的裁定）执行。”

“可考虑由双方选择第三方进行评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法律专家周泽

在昨日深夜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周泽表示，拆迁虽然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色彩，但拆迁中对被拆迁人的补偿，说到底还是一个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问题，必须 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国家权力介入以补偿为对价的拆迁具有正当性。从维护公共利益角度，国家权力介入拆迁这样一种以补偿为对价的民事 活动，无疑具有其正当性。但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损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根据。强制拆迁也必须以对被拆迁人予以合理补偿为前提。对于被拆迁者来说，服从公共利 益只意味着在合理补偿的情况下，同意拆迁，交换利益，而不意味着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认为补偿不合理而抗争是可贵的维权意识。吴苹一家认为补偿不合理，坚 决与开发商抗争，这是一种可贵的维权意识。但对补偿是否合理，开发商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对于拆迁补偿，需要有一个客观的、公正的评估，否则就可能出现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你说合理他说不合理的局面。在双方就补偿难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可考虑由双方共同选择权威的第三方进行评估。在这起拆迁案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被拆迁人不同意拆迁的情况下，拆迁人将被拆迁人的房产相临房产全部拆掉，断 路、断水、断电，这种拆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构成了对被拆迁人相邻权的侵犯。

暴露了物权法的实质
本来，以为是保护所有人，包括最广大的人民一般公民的权利。
但是今天，经过这个制定该法案的专家这么一阐释，出台这一法案的目的，就很明朗了，原来只是保护贪官权贵们前期非法获取的肮脏之财，至于普通人，还是要依法强行拆除之。
中国的法律，这部法律，实质都是统治者来管理、限制人民的法律，而不是公民社会意义上的法律，不是来保护社会公民的。这个物权法，同样也只能如此，今后，会进一步暴露它的丑恶本质吧。

illegal use of land and local government

国土部:违法用地屡禁不止是地方政府主导结果

新华网北京３月２０日电（记者张晓松）国土资源部２０日发布的２００６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情况通报显示，去年，全国发现的土地违法行为及立案查处的土 地违法案件，无论从案件数量，还是涉及的土地面积，都较２００５年有大幅上升；其中，当年新发生的土地违法行为、当年发生立案的案件及其涉及的土地面积上 升幅度更大。


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指出，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有关部门加大了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但也反映出，在全国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一度被遏制的土地违法势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反弹，地方政府主导、“以租代征”仍是当前主要的土地违法形式。

谈到土地违法行为禁而不止，甚至出现反弹的原因，张新宝认为，一是地方政府盲目发展经济的冲动并未从根本上受到抑制；二是土地管理和审批制度的改革还未到 位，体制和制度原因造成的土地“未批先用”问题，在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下更加突出；三是依法、合理用地，集约节约用地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还缺少具体配套政 策和措施的支撑，部门之间的协调亟待加强，干部管理制度及考核机制的改革和完善、责任制和问责制的实施尚需加大力度。


“违法用地屡禁不止，仍是地方政府主导的结果。”张新宝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地方政府公开、直接违法的情况已不多见，但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政府为招商引资、出政绩，背后支持、默许土地违法的现象大量存在。


“此外，村组集体非法出租土地、变相买卖土地现象增多，也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据张新宝介绍，去年，全国共查处村组集体土地违法案件７３１６件，涉及 土地面积９１００多公顷，同比分别上升５１．１％、１１９．８％。各省上报的分析报告中反映，“以租代征”现象在各地仍普遍存在，“有村组集体自己出租， 有企业到村组租赁，也有政府从农民那里租地后再出租给企业”。


张新宝说：“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今年对各类土地违法违规案件都要严肃查处。总理的话不是对国土资源部门一家说的，而是说给全国 人民听的，尤其是说给违法违规用地者听的。我们相信，总理的明确要求，将有利于土地执法监察工作的开展，也将有利于耕地保护。”


“今年将继续严查违法案件。”张新宝表示，近期，国土资源部将积极配合监察部，继续开展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的专项行动。在查办过程中，不仅要查清责任，追究 有关人员的责任，还要督促政府和有关部门及时整改，有效预防新的违法违纪案件的出现。另外，还要认真落实好土地保护领导责任制。


他说，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和高尔夫球场建设，但一些地方仍然有禁不止。今年，要特别加大对上述两方面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的查处力度。


谈到当前村组集体非法出租土地、变相买卖土地现象增多的情况，张新宝表示，遏制这种违法行为上升的势头需要综合治理。首先要加大巡查力度，建立完善村级信 息员制度，切实提高对违法行为的及时发现能力；其次要加大查处力度，公开处理，严厉追究，充分发挥警示作用；第三，要加大对村组干部的宣传教育，同时依法 规范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行为，正确引导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利用行为。

poor censor plus large expenditure

专家：官员每年耗数千亿 政府预算应经常辩论
2007年03月21日03:39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3月21日电 “三公”现象每年耗费公款数千亿之巨，在今年两会期间成为许多代表委员的抨击对象。而温家宝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严厉批评各级官员“奢侈之风盛行”。香港大 公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要遏制“三公”(即公款出国、公务接待、公车消费)盛行之风，从制度上而言，很重要的措施是加强 对政府财政预算的把关。

周天勇指出，目前中国的预算审查制度方面的缺点是，预算编制比较粗糙，审查时间太短，人大代表不专业，难以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以本届两会为例，安排审议财政预算的时间只有三月六日下午和三月七日全天，共七天半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二千多名人大代表对关乎整个国计民生的财政预算进行详细的审议，是非常困难的。

　　而中国第一部《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从今年起开始实施，该法明文规定了人大对一府两院的各种监督职能，其中列明专章表述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

　　周天勇说，外国的议会百分之六十的时间用在了审核各种预算。未来在各级人大也应该就政府预算进行经常的辩论。

　　此外，要解决政府机关奢侈浪费的现象，还要加大政府自律，明确制定公务开支标准，招待从俭，限制“三公”；同时加大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制度建设和监督。

　　周天勇分析指出，中国的整个国家财政，过去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生产型财政”，大量投入生产建设；二是“吃饭型财政”，行政开支过大，官员消耗占去了财政支出很大部分，政府对财政的支配权缺乏监督。“三公”消费过多，也与“吃饭型财政”有关。

　　从今年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来看，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公共产品的支出比例加大，增长较快，“生产型财政”和“吃饭型财政”正向公共财政转变。(马浩亮）

Chengdu- Jiuzhai

触目惊心的国家审计署的腐败没人敢管
(博讯2007年2月2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到成都有不少街谈巷议的话,有些话是非常惊人的.
九寨天堂董事长邓鸿是一个靠收买当地官员发大财的巨富的有钱人，你看了这个就知道官商勾结如何发财的。邓鸿收买成都市委书记李春成，用非常惊人便宜的价格 仅仅20万元左右/每亩购买成都南延线2000亩左右的土地，当时成都土地已被香港商人李嘉成购买是130万元/每亩，2007年当地南延线的土地价格已 经高达200多万元，也就是说九寨天堂董事长邓鸿土地购买成都南延线2000亩左右的土地的成本仅仅30万元（包括行贿成本）。这件事在成都引起国家审计 署驻成都办事处的注意，为了避免国家审计署驻成都办事处的追查审计，邓鸿送给了国家审计署驻成都办事处100亩左右的土地，国家审计署驻成都办事处在成都 市区内的土地是国家审计署驻成都办事处意外获得。
九寨天堂董事长邓鸿靠这个收买本地官员获得了几十亿人民币的收入。他靠九寨天堂收买许多本地官员，让李春成嫖娼任意行乐。中国巨额国有资产就这样被断送 了。成都很多人都知道此事,国家权利部门---国家审计署的腐败没人敢管?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China is doing a good job

张五常称腐败不可避免 否认中国严重两极分化　 2007年02月09日11:58 　 南方新闻网　 　
张五常是中国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有着特立独行的张扬个性和天马行空的言说风格



张五常否认中国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及下岗失业等问题，认为改革进程中出现贪污腐败等问题无可避免


纪念邓小平逝世十周年


对话人物　张五常


张五常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交易费用、合约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有时也在中国各地走访，以获取关于中国改革进展的第一手资料。虽然自称已经几十年不看其他学者的著作，但他有时还拿着钢笔在黄颜色的稿纸上写文章。


张五常有一头标志性的花白卷发，蓬松着给人一种很愤怒的感觉。他已经71岁，不过他说自己的思维能力还在高峰期。他提到邓小平，“他在我这个年龄还没开始 呢。”邓小平是在75岁时第三次复出，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张五常钦佩邓小平75岁时的智慧。“很多人让我谈改革，我不谈。但是你找我谈邓小平，我一定要 谈。”

但是谈邓小平就无法回避中国的改革。在诸多的宏观改革议题中，货币升值、金融风险、失业、贫富差距、腐败、社会福利、民主等，是海外经济学界 讨论中国时绕不过去的话题。张五常永不从众，他有着自己坚定的立场，这使他成为中国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特立独行的张扬个性和天马行空的言说风格， 又使这种争议更上层楼。他知道围绕自己的争议，他不在乎，“我知道自己是对的”。


对于中国的改革问题，他常常从纯粹的学理出发，提出许多在别人看来非常标新立异、甚至难以接受的观点。虽然我们并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但是从提倡多元化表达的立场上来看，他的声音也自有其价值。


“张五常“高”论


基尼系数显示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


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谁算出来的？这些人念过书没有？他们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


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赚了钱是不报税的。你无从统计。你要去问他，他当然说自己穷啦！但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看他们家吃什么饭菜，你就能看得到。看他们家有没有电视就知道了。


中国的失业问题，你不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吗？


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下岗，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没有办法。是他们工人自己要转来转去的，你不能把他们称为失业。”


两百年来思路最清晰的领导人


记者: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三十周年，似乎可以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了。对邓小平主导的中国经济改革，如果让你做评判，你能打多少分？


张五常:(略为思考，笑)100分。满分。还没有改革好……还是100分。我在1997年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他75岁开始改革，做了十多年，还没有做完就退休了嘛。虽然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但是也可以给他个A＋了。


记者: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具体指什么？


张五常:中国的制度还没有形成，这些制度包括地区性的竞争制度、银行货币制度，还没有搞好。后来是朱镕基搞好的。当然存在贪污等种种不对的事情，但是以县 来作为地区性经济制度的核心，让县与县之间彼此竞争这么厉害，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经济制度在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记者:在中国的改革中，领导人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


张五常:这不是意志的问题，邓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中国两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思路这么清晰的一个领导人，他说话不多，但是思路很清晰。其次 是，他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因为他18岁就是党员了，三下三上，他的判断是很准确的，而且很明显他是没有私心的，是为了国家好。一般人到了70多岁就已经 糊涂了，但他70多岁头脑还那么清晰。


记者:你说邓小平改革的思路非常清晰。但似乎他对现代的市场经济理论并没有很深的研究，他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也表明他对改革的方向不是很明确。


张五常:他比一般教授精通很多倍了，好些大名家跟邓小平是没得比的。斯密(注:亚当·斯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创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科 学体系)当年也没有读过经济啊。邓小平的主要概念是，你想要社会有进步，一定要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这个是他的主要观点！这些话是中国的老子说的，后 来斯密也这么说，弗里德曼(注: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也是这么说的，这也是张五常讲的。但是我们只是会 说而已，邓小平却能做得到。这个是普通常识，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相信这一点呢？北京有很多智囊，他们也不相信，要搞什么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么最低 工资，还有什么反垄断法。这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听过，但是不相信。可是邓小平相信。


他说了很多次：你要社会有进步，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你要鼓励每一个人发挥他们的潜能。这是邓小平的信念。他相信、他明白，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中国的改革是激进的


记者:中国的改革成就，除了领导人的决策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和苏联比起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之初人均GDP很低，比较容易实现收入和经济的增长？


张五常: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的人均还不如印度来得低，农民的收入还不及越南的低，但是他们都搞不起来。你说印度搞起来了？也算是搞起来了一点，但是跟中国还差很远。所以这个不是理由。


记者:最开始，大家愿意把中国的渐进改革和苏联的休克疗法作比较。一般认为中国的改革比苏联成功，你觉得这中间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渐进改革本身比休克疗法优越么？


张五常:中国的改革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成功的主要原因。而苏联的改革呢，因为共产党已经没有了，没有党的领导。中国的改革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由上而下的改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组织性的改革。科斯和我都这样想。


记者:你的意思是，渐进与否不是中国改革成败的主要原因？


张五常:中国的改革是激进的而不是渐进的，绝对不是。


记者:和苏联比起来，中国的改革还能算是激进的么？


张五常:苏联有石油，油价上涨，现在有很多钱。他们只要没有石油就头痛了。苏联的矿产很丰富的，有石油、有金子、有钻石，中国有什么？苏联的矿产很丰富但 是它也没弄出什么成就来。而我们中国没有什么资源，却能够有这样的改进。要是我的话，我也做不到。你把所有的权力都给我，我也做不到他们今天做的这么好。



完全没有经济泡沫的问题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中国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主要是因为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沿着一个正确的决策方向所导致的？


张五常:但是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正确。你现在看看银行的制度吧，乱七八糟。取美元出来有限制，拿港币出来也有限制。一天到晚改政策。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压抑楼市，建筑商不可以建超过多少平米的房子。要加这个税，抽那个税。天天都不一样。那就是有问题了。


记者:大概是决策者觉得有经济过热的成分在里面。


张五常:完全不是。你看看现在人民币的汇率一下子又说要升，一下子又说不升。不准人家买人民币，现在的宏观调控，一方面不想楼价升，一方面又约束土地的供应，到底想怎么办呢？


记者:在很多年以前，就一直有经济学家把中国和日本作比较，认为现在的中国和19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经历很相似，可能重蹈日本经济泡沫的覆辙。


张五常:胡说八道。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日本的问题，第一，是日本控制农产品的进口，比如说，一个西红柿，上世纪70年代，在日本零售要达到五美元；一粒葡 萄，卖一美元。这种情况之下，土地就很贵。房屋的价格高，他们睡的不是上下铺的那种床，而是像堆积的信封一样，一层又一层的。这是他们第一个错处。


第二个就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日元升值。我是第一个说日本没有希望的。那是1986年的时候，现在算起来是20多年前。中国没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美国在逼 着让人民币升值。因为他当年就是逼日元升值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受逼于美国呢？央行有些人是哈佛大学回来的，为什么对历史的教训就记不清楚呢？为什么美国 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呢？当年美国就是逼日元升值，逼到日本垮台为止，日本经济不景气已经20多年了。


中国拉美化也是胡说八道


记者: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两极分化，也是海内外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话题，有人认为有拉美化的倾向。


张五常:这也是胡说八道。这是世银作出来的、很多好事之徒给作出来的。中国农民在近几年改进了很多很多，差距已经是越拉越近了。这是很明显的事，不晓得他们说两极分化根据的是什么资料。大概从2001年开始，农村进步得非常快，这是无可否认的，毋庸置疑的。


《中国农民调查》那本书，是不对的，可能在个别的地方是有这种情况，你把最坏的地方拿出来写，整个中国不是这个样子。很多穷乡僻壤，西红柿没人栽，农地都 没有人耕种，因为他们出去打工了。你告诉我中国现在有多少是全职农民？大多都出去打工了。出去学两个月，拿了个驾照，可以找到一千多块钱一个月的工作。这 是绝对不困难的。


农民的生活实际上改进得很快。我去农村调查了很多次，看着他们的生活改进的，年年都不一样。当然是不如城市了，当然还是清苦，我们当然还要把他们的生活改进得更好。这是一个大前提。但是你如果说中国是两极分化，那是胡说八道！这个是什么数据？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


记者:有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啊。中国的基尼系数显示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


张五常: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谁算出来的？这些人念过书没有？他们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


记者:你是说，他们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


张五常: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赚了钱是不报税的。你无从统计。你要去问他，他当然说自己穷啦！难道他会说自己赚很多钱么？但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看他们家 吃什么饭菜，你就能看得到。看他们家有没有电视就知道了。现在有多少农民家里是没有电视的？有电冰箱的你也可以看得到了。


记者:中国的失业问题，你不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吗？


张五常: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下岗，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一家公司每年只有20%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 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50%的工人流失。没有办法。是他们工人自己要转来转去的，不是老板要炒他们的鱿鱼。是这样子的，工人随时都可以走，转工转得很 快。你不能把他们称为失业。


记者:可是按官方的数据，失业的比例还是很大的。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


张五常:这些数字要看你是怎么算的，假如一个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600块钱的一份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你600块钱的不做，要做800块的，那你就要花两三天的功夫去找。那么要找1500块的呢？那就难找一点了。


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但需要改进


记者:去年有一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包括郎咸平质疑国企改革在内，整个知识界开始了对中国改革公正性的探讨。


张五常:我曾经批评过郎咸平。他说中国5000年来最差是今天。这一句话我不能原谅。大家做了那么多功夫，郎咸平怎么能说是5000年来最差的？不骂他不行。我就骂了他这一句。看小了中国的文化，侮辱了中国人的尊严，这个是不可以原谅的。


记者:可是国企改革中不是存在着严重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这些问题么？


张五常:你现在要讲国企私营化，搞私企的时候，有的人是赚得到钱的，有的人是输钱的。这个国企我把它买过来，我拿过来的手段未必很正确，但是我把输钱的国企变成赚钱的国企，这对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记者:中国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改革的结果是，当权者从中捞取了很多不应得的好处，从最初的价格双轨制，到国企改制……


张五常: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这些事情，我们怎么能够避免得了呢？据我所理解，中国的那些贪污，那些所谓“好处”，比起印尼、比起泰国、比起印度，相对来说是不严重的。


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事情的，可是总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么多人全部杀掉，你杀不了那么多人的。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是无可避免的，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有这种事情就说这个国家不行。


我并不是赞成这些事情，我是觉得这种事情是无可避免的。中国已经改进了很多。在一个国家还在改革的时候，你说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在惩处贪污方面的改进，就目前来说我是满意的。当然也还有很多的腐败了。


记者:没错，在一定程度上，转型过程中尤其不可避免腐败。但我们现在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能不能比现在做得更好些，腐败再少些？让经济增长和公正较好地兼顾？


张五常:可以说可以做得更好，但以我张五常的本领，我做不到像今天这么好。(南方都市报 作者: 韩福东)

Administrative Spending

我国行政支出浪费惊人 去年公车和吃饭耗资6700亿　 2007年01月17日15:35 　 金羊网-新快报　 评论(1706) “我们的财政支出政策问题其实相当严重！”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在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举行的一次讲座中指出：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中行政事业支出浪 费惊人。他还表示，公车出行和吃饭招待成了行政事业支出浪费的重头。


浪费惊人


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10.5%，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和 耕地占用税、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完成37636亿元，比上年增长21.9%，增收6770亿元。此外，税务部门还组织征收耕地占用税、契税、社会保险 费、教育费附加和文化事业建设费等其它收入4208亿元，增长25.3%。共办理出口退税4285亿元，增长27.1%，增加913亿元。“这样的比例是 不合理的。”张曙光表示。


而在各项财政支出中，最多的是行政事业支出。据张介绍，1995年，行政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中比重11%，如今已经达19%—20%了。“在国家财政支 出中，行政事业支出本来是为了用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这些支出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有数据显 示，如此重要的行政事业支出却存在着异常严重的浪费。2006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什么支出最多？ 公车出行支出3000多亿元，吃饭3700多亿元。”张曙光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支出扭曲


张曙光说：“多年以来，政府都表示要增加教科文卫等财政支出，实际上并未落到实处。拿教育来说，增加的投入主要给了高等教育，薄弱的基础教育仍然饥渴。”


据统计，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2.82%，比上年的2.79%增加了0.03个百分点。但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 (14.58%)比上年(14.90%)下降了0.32个百分点。而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 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的目标，如今还是雾里看花。而事实上，去年国家财政只拿出了300亿，减免了农村中小学生的学费,就使全国1.5亿的学生受 益。


对此张曙光认为，成功建设新农村最重要的不在于修路盖房子，而是要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加大基础教育投入才符合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目前的财政分配和支出可以用“扭曲”二字来形容，这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相伴相生的。


问责缺失


张曙光表示，行政事业支出浪费严重，源于问责的缺失。“人大代表监督不了，老百姓更无法监督。监督缺乏，拿着国家的钱办事，怎一个‘浪费’了得？”他对此无不担忧。


去年9月，审计署发布2006年第5号审计公告，公布了42个部门单位2005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审计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单位存在历年结余资 金未及时安排使用，虚列外事经费，自行处置资产，形成账外资金，挤占、挪用、截留财政专项资金，挪用科研专用基金，转移财政项目资金，未按规定权限批复基 建项目等问题。


“但‘审计风暴’下各部门表态后，并未见到更加严厉的处罚，轰轰烈烈的‘审计风暴’在一场太极八卦的交锋中，变成温柔的‘和风细雨’。”张曙光说：“缺乏 监督、监管不灵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个顽疾，顽疾不解决，问题就得不到最终解决。”他还认为，监管力度也是一个问题。“说我们的社会完全没有监管 是不客观的，但是监管力度够不够强也是一个问题。没有严格的问责机制，只会‘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因此，我们亟待解决的是建立严厉的问责制和强有力 的监管制度。” 新快报记者 姚莉萍


链接


张曙光


1939年9月8日生，著名经济学家。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宏 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曾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两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获第 二届中华十大经济英才特别奖。

land using for vacation and conflicts

浙江平湖建度假区砸农民饭碗 开发商狂赚百亿　 2007年01月15日07:05 　 人民网　 评论(10) 　　

　
　　高尔夫球场会所远景。胡雪良摄

　　浙江省平湖市九龙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素有“南方北戴河”之美称。按规划，将形成森林旅游区、生态农业区、佛教文化区等。然而，如今这里却在顶风大建高尔夫球场，搞房地产开发。开发商将挣１００亿元，失地农民苦不堪言。

　　偷梁换柱 “度假区”成奢华地

　　九龙山北邻上海、南临杭州湾，山海相连，风景秀丽。

　　早在１９９７年，九龙山就被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１９９８年，被浙江省政府批准为省级旅游度假区。它是原国家计委、国家旅游局推荐的２０００年中国旅游业发展优先项目，也是浙江省政府批准的浙江“九五”计划及至２０１０年旅游发展规划的重点旅游区块。

　 按原有规划，九龙山度假区分成五大区块，实现以森林促旅游，以旅游养森林的目的：建设拦海大坝，形成国内首个人造海中湖；开发山林，形成景区；调整产业 结构，形成农旅结合的生态农业园区；突出滨海休闲特色，形成金海洋娱乐区；发掘文化内涵，创中国之一绝的小普陀佛教文化区。一旦建成，这里将是沪、苏、浙 及远方客人的旅游天堂。

　　这样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到了开发商手里，却是“悄然而变”：旅游度假区利用海、山、岛为一体的环 境，将九龙山打造成由２７洞高尔夫球尝豪 华游艇俱乐部、马球场构成的顶级休闲度假区，度假区内还将建五星级酒店、东方威尼斯商业街和１２０至１４０万平方米的庄园别墅。

　　占地占海 砸了数千农民饭碗

　　“九龙山庄园”的开发商是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６００５５５，ＳＨ），原名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因主业转为开发九龙山旅游度假区，故变更为现名。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是上海九龙山公司的子公司。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的村民们得知，自己祖辈耕种的土地要被征用搞开发了，建设一个“生态公园”，刘家村全部土地及王家村、陈山村部 分土地、宅基地都将被征用。等施工队入场后，村民们才知道建设的是高尔夫球常于是他们拿着扁担锄头挡在挖掘机的前面，哭着哀求不要再施工了。“第二轮承包 土地使用权３０年不变，承包证刚刚换发的，建了高尔夫球场我们吃什么？”

　　高尔夫球场的建设脚步并没有因为村民们的反对而停歇。挖掘机在田里挖了大坑，把山上的砂石倾倒至田中。农民们眼睁睁地看着田地被毁了，房被拆了。一个高尔夫球场胆气十足地砸了数千农民的饭碗。

　　除了占地侵山，九龙山公司还把目光瞄向海域。围垦开发杭州湾滩涂９９２亩。“一部分造地建别墅等，一部分做豪华游艇俱乐部的泊位，一个刚圈进来的小岛是做高尔夫场地的。”一名工作人员透露说。

　　有无批件 未影响工程建设

　　九龙山高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表示，“度假区总体规划、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游艇俱乐部项目分获省政府、省林业厅、省发改委批准。项目是按规划建设的。”而事实到底如何呢？

　　关于占地问题，平湖市国土资源局发文证实，目前九龙山开发地块中２２３７亩土地已经省政府批准收归国有，另有一部分土地正在上报审批中。经调查发现，开发商在未获批准的地块中植树种草修路挖塘，改变土地现状。对此，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土局责令开发商停工。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日，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土地调控会议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王松林厅长公开通报了平湖市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非法占地建造高尔夫球常

　　关于高尔夫球场建设问题，２００４年１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中规定，在新的政策出台之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一律不得批准建设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在此之前未办理合法手续，以及获得审批但是尚未动工建设的，一律不得开工。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１日，国务院、发改委又公布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高尔夫球场项目被列入限制类。同时指出： “对属于限制类的新建项目，禁止投资。投资管理部门不予审批、核准或备案，各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土地管理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

　　日前，国土资源部等部委联合发布实施２００６年版《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高尔夫球场项目用地则再一次被明令禁止。

　　而记者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中旬在九龙山高尔夫球场看到，施工并未受到任何影响，挖掘机、推土机、翻斗车仍在繁忙作业，球场外已经打出“九龙山庄园”的招牌。

　　还有占用海岸滩涂问题，按《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７５０亩以上的项目用海，应当报国务院审批。２００５年，中国海监东海总队亲赴调查，认定九龙山公司非法用海，做出了“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并恢复原状，另罚款１８万多元”的处理。

　　近两年过去了，“海域原状”没见恢复，２００６年九龙山公司又圈滩涂５００多亩。对此，平湖市海监部门认定，“未经批准进行围填海活动，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给予罚款７．７８万元。”

　　获利百亿 开发商演绎神话

　　“青山绿水，就是流金淌银。”打开九龙山公司的网站，高尔夫球尝马球尝游艇俱乐部、别墅区等，一一立体地展现。


　　“公司获得的土地成本平均为每亩２０至３０万元，而目前的土地拍卖价格为每亩１５０万元，公司土地储备已经大幅升值。”九龙山公司高层在公开场合表示。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日，九龙山公司发布公告说，按照九龙山总体规划，公司将开发建设２００万平方米的商品房销售面积，每平方米市场价都不低于１．５万元人民币。首期开发建设的项目已经开始盈利，尤其是第一期房产规划方案公布当月便已有７０％左右被客户意向购买。

　　另据资料显示，九龙山高尔夫俱乐部计划发售会员卡１２００张，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开始销售，目前已经售出约７００张，价格从最初的３０万元上涨到现在的４５万元。预计全部销售完毕后，平均价格超过４０万元，收入超５亿元。

　　游艇俱乐部共有游船泊位４００个，每个泊位销售价格５万美元，计划发售会员卡１２００张，每张售价１０万元，将于２００７年开始销售，预计游艇部分收入约２．４亿元。

　　马球会计划发售会员证２０００个，各级会员收费从数千至９８万元不等，预计共收入３．８亿元，毛利３．６亿元。

　　“再过一段较长的开发期，预计九龙山项目总利润约１００亿元。”九龙山公司副总经理壮志凌云。

　　有了如此利好的刺激，九龙山公司的股票扶摇直上，从２００６年一季度的２元多，一路升至最近６元左右。“炒作了一个概念，庄家就赚翻了。”方正证券一位资深分析师说。

　　只是这样一来，政府规划中那个供平民百姓享有的“旅游度假区”不见了。(来源：市场报 记者 胡雪良 通讯员 叶宏军)　　

Zhejiang- rampant corruption

浙江68名处级干部因收受商业贿赂落马 2006年12月30日02:20 　 现代金报　
金报讯(记者 岳德亮)昨天，浙江省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情况。截至11月底，全省通过“581”“981”财政专户等渠道 共收到上交款项4238万元。通过自查自纠，还撤销了60个“账外账”、小金库，清理违规资金2890万元。


截至11月底，全省共受理举报电话、信(访)件7654件，经排查予以立案查处的2246件。目前已经查结1644件，涉案金额2.58亿元，涉及国家公 职人员375人，其中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68人。目前，全省各地相继出台完善了278个规范制度。在会上，省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成员张伟斌还通报了专 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查处的15起典型案件：


1、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处副处长刘江受贿案。2002年至2005年，刘江利用其负责受理推荐本省企业申报中国名牌产品等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3万余元。2006年7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处刘江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


2、浙江科技学院原院长助理汪文建受贿案。在2000年1月至2003年期间，汪文建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施工单位所送的钱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7万余元。2006年8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汪文建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3、浙江省电力公司营销部主任经济师、副主任孙裕田受贿案。在2002年至2006年间，孙裕田利用职务便利，在电能计量、电能表技术条件的招投标等过程 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3.7万余元。2006年10月，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判处孙裕田有期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 万元。


4、原杭州市萧山区盐务管理局局长、浙江省盐业集团萧山盐业有限公司经理金岳明受贿案。金岳明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有关企业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6.9万余元。因有自首情节，2006年9月，萧山区人民法院判处金岳明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


5、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江东建设指挥部综合管理处处长曹治中受贿案。在1995年至2006年间，曹治中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多家单位及个人贿赂，共计价值人民币7万余元，另还贪污公款人民币10万元。2006年6月，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判处曹治中有期徒刑九年。


6、宁波市北仑区交通局局长、党委副书记李如军受贿案。李如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招标中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0万元、6000美元。2006年8月，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判处李如军有期徒刑七年。


7、温州市苍南县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王建人受贿案。2002年至2004年间，王建人利用其担任苍南县人民医院总务科科长职务便利，在基建等活动中，多次 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9.2万元。2006年7月，苍南县人民法院判处王建人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万元。


8、嘉兴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嘉兴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福荣受贿案。在1997年至2005年间，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价值 92万余元。2006年6月，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谢福荣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


9、湖州市中兴建设开发公司副总经理郑越华受贿案。1998年至2006年间，郑越华利用职务便利，22次收受、索要他人钱物，总计价值44.46万元。因有重大立功表现，2006年8月，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判处郑越华有期徒刑九年。


10、新昌县财政局(地税局)副局长陈建军受贿案。1995年5月至2005年期间，陈建军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企业税收等经营活动中谋取利益，多次收 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3万余元。2006年7月，陈建军被新昌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万元。


11、台州市盐业局局长、台州市盐业公司董事长陈经藏受贿案。陈经藏利用职务之便，1998年至2004年多次收受他人人民币合计28.4万元。2006年6月，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判处陈经藏有期徒刑十一年。


12、金华市浦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浦江县招投标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根浪受贿案。2004年至2006年，张根浪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招标过程中收受贿赂，共计31.9万元。2006年8月，浦江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张根浪有期徒刑十一年。


13、丽水市缙云县建设局副局长赵超群受贿案。2001年至2004年间，赵超群利用担任缙云县建设局副局长兼缙云县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之便，收受企业财物计人民币19万余元。2006年3月，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赵超群有期徒刑十二年。

14、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硫酸厂厂长耿奎武受贿案。2002年至2006年，耿奎武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五次收受他人贿赂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7.9万余元。2006年8月，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判处耿奎武有期徒刑六年。


15、舟山市普陀区中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贺林受贿案。1997年8月到2006年1月，贺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收受回扣计人民币18.4万余元。2006年7月，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处贺林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

continuing income gap

我国九成多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及以下阶层 2006年12月25日10:48 　 中国网　 评论(1185)


资料图：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成为一条“鸿沟”。 中新社发




我国收入差距达18倍 医疗占家庭消费11.8%


2007年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今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蓝皮书指出，据调查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中层”认同比例为39.6%，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从2006年3月至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按照科学严谨的社会抽样调查方法，在全国进行了一次“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此次调查覆盖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访问住户7140余户，获得有效问卷7061份，调查误差 小于2%，符合统计推断的科学要求。


把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层级，根据调查结果，认为自己属于“上层”的仅占0.5%，属于“中上层”的占 5.4%，属于“中层”的占39.6%，属于“中下层”的占29.1%，归入“下层”的占24.5%。这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出现普遍偏下 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同类调查比较，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层”认同比例，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种社会经济 地位认同普遍偏下的情况，说明在快速变迁过程中，由于分配秩序的问题，不仅低收入群体不满意，一些中层和中上层收入群体也不满意。(闫昕霞)

non-members in decision making

北京市换届新信号：党外干部加快进入决策层　 2006年12月17日14:21 　 新华网　 评论(13) 第 1 2 页 让不是党员的人也能够进入核心领导层，既体现了执政党的宽阔胸襟，而且也是直面现实的理性选择。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一个人数日益庞大、影响力不断增强的高知群体，以鲜明的集体形象逐步进入公共视野。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鹏，参加了今年北京市举行的副局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竞争市文物局副局长和市工商大学副校长的岗位，并作为笔试的前五名进入面试。

刚开始，他一直为自己“无党派”的身份而忐忑，“毕竟政治身份不占优势。”但随后他在招考过程中发现了大量“同类”：很多参加考试的人政治面貌都是“无党派”或“民主党派”。

这是因为北京进行的副局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对党外人士的大幅度倾斜。在今年北京市公开选拔的16个副局级领导干部岗位中，有10个岗位明确要求参选者的政治身份是民主党派或者无党派。而此前北京的8次副局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中，最多一次有3名党外干部入眩

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学院教授阎志民说，“北京在党、政、人大、政协换届之际推出的这个举措，是一个政治信号。党外干部加快进入决策层，标志干部人事改革正出现一种新的趋向。”

■非中共优秀人才进入决策层

北京市此次公开选拔16个领导岗位的副局级干部，其中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市文物局副局长、市旅游局副 局长、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北方工业大学副校长等10个岗位要求参选者是非中共身份，此外，一名市政协副秘 书长被要求是民主党派人士参眩

北京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表示，这次公开选拔的党外干部岗位，是依据干部结构和工作需要进行设置的。


从实际情况看，此次公开选拔的10个党外干部岗位都是“实力部门”，打破了此前外界对党外干部只安排虚职的猜想。

记者采访中，很多参加面试的考生都提醒记者注意，除了工商联、高校、政协、科协等党外干部通常安排比较多的部门和机构，此次公开选拔涉及的部门中，科委、市政管理委员会、环保局、文物局、旅游局等都是关系北京城市建设的核心政府部门，其工作内容也涵盖了城市发展的重点。

按有关程序，此次公开报名分为个人自荐报名、组织推荐报名和社会举荐报名三种形式，每人可报2个职位。

北京电视台计财部的高级会计师孙成刚是自荐报名的。他说，看了招聘启事后很兴奋，觉得很想试试，就向单位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表示非常支持。“我觉得组织部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真正想扩大优秀人才的选择范围。”

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政党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教授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观的多元化，并不是所有优秀人才都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但他们良好的政治素 质和管理能力却是全社会的宝贵资源。争取他们参与到党的事业中来，让不是党员的人也能够进入核心领导层，既体现了执政党的宽阔胸襟，而且也是直面现实的理 性选择。

■整合社会资源延揽行政人才

北京一直很重视吸纳非党人士进入领导岗位参与决策。有关部门介绍，北京市现有局级党外干部98名，处级领导干部2064名，各级人大代表1400名、各级 政协委员2782名。目前，北京市有一半左右政府部门配备了党外干部，远超过中央的有关规定，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今年38岁的古红梅，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她先后在北京假日饭店做过公关经理，在香港合资出版社做过总经理，是位典型的“外企白领”。

1995年，古红梅走进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当年便被任命为北京市海淀区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6年后，她被提升为正局长，直至今日。

妆容精致、举止文雅的古红梅，思维和工作方式与长期身处机关的工作人员有着明显差异。她不喜欢讲套话，外企强调的工作实效、团队精神、专业水准都被她带到 了工作环境中。她和同事相处十分平等，常常用玩笑和协商代替生硬的命令，这使旅游局的氛围充满了具有时代感的清新意味。

年轻、担任实职，古红梅说无党派身份对她的工作没有丝毫障碍，和其他党员干部的配合也顺畅，几乎所有的党员活动她都被邀请列席参加。她非常感谢区里的领导，在这里她感到自己的才能得到有效施展。

古红梅将外企的管理经验应用于政府管理，而另一方面，许多党外人士在参与政府决策中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素质。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对党外人士有着专门的培训计划，比如组织党外代表人士赴国外培训、举办高级研修班、挂职锻炼等，不少党外人士受益于这个计划。

■党外人士参政的社会基础

北京拓宽党外人士参政空间的积极之举，是在中国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作出的，也是实践“建设成为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努力。11月，上海市则明确宣布，符合条件的党外干部可任政府领导班子正职。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一个人数日益庞大、影响力不断增强的高知群体，以鲜明的集体形象逐步进入公共视野。他们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从事着报酬很高的专业性工作。律师、外企雇员、注册会计师、自由艺术家等是他们最普遍的职业身份。

据统计，目前我国近4000万知识分子中，已有1000多万人在非公经济领域工作，成为新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的五大领域新社会阶层成员中，平均年龄仅为31.2岁，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总体的70.3%，93.9%属无党派人士。

阎志民说，虽然从整个社会来说，很多精英人才还是出自体制内部，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一些市场竞争激烈的新兴行业，优秀人才社会财富的占有量以及政治、文化的影响力都日益加大。

北京市的相关调查表明，新社会阶层不同行业间，在职业操守、政治诉求、维系与政府关系、组织背景、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性很大。

曾经在北京调研过新阶层群体情况的市委统战部工商经济处处长谭林说，这个群体中由于职业不同，参政愿望的强烈程度表现出很大不同。比如，律师的参政愿望很强，在各种公共事件中都喜欢发言；而会计师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意识。

律师鲁哈达是北京律师界公认的“社会活动家”。在他看来，“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不仅仅具有商品性，还具有公共性，因此，作为律师必须强调严格的职业操守和道德。”

2003年，鲁哈达当选为北京市第十届政协委员。他在每年的政协会上都积极提出多条提案，有的还被评为优秀提案。不久前，他还专门就2008年奥运会可能涉及的诸多法律问题向王岐山市长进行汇报。

■选拔渠道还有拓宽空间

古红梅说，这次公开选拔对于党外干部的使用无疑向前迈了一大步。当年她参加考试时还被告之其无党派身份不符合报名资格。

但是，也有人对这种特殊安排提出异议。有些干部提出，某个人是否符合某个岗位的需要，应该以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来决定，如此专门为某种政治身份设置绿色通道，是否有悖公平原则？

阎志民说，执政党出于政治合作的考虑进行有倾斜性的人事安排，有利于吸收民主党派的加盟。现阶段采取行政手段照顾党外人士是很有必要的。

在这次公开选拔中，有些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的党外干部因为超过45岁的年龄限制而失去了机会，这不免令他们感到有些沮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焕喜说，民 主党派人士的成长周期很长，首先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在30岁左右才能读完博士，其后还要花几年时间在学术上立稳脚跟，而从学术研究转向社会管理又得几 年，很容易一晃就四十好几了。

阎志民认为，作为公开选拔，制定一个年龄门槛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党外干部的安排不应仅仅依靠公开选拔一种渠道，要把对党外干部的培养和选拔进一步纳入全体干部队伍的建设中，使用渠道更加多元化。(记者刘江、段博、黎昌政)



（瞭望新闻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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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 十七大议案遭否决
文章来源：争鸣月刊记者罗冰报导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09


政治局委员差额选举程序不获通过

当一个执政的独裁党长期垄断国家的所有政治和经济资源，并且已经蜕化为寡头利益集团，“民主”就成了它攫夺国库民脂的拦路虎，它又怎会甘愿去“养虎为患” 呢？这就是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民主化总是迈不开步的原因。如果以为胡锦涛的“执政为民，以民为本” 口号会使中共政权放弃既得利益，真正推行民主政治，那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中南海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十一月十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各省、部委办党委书记列席会议。会议就中纪委、中共十七大筹备组、中组部提出的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会议在中南海小礼堂举行，进行了整个上午、下午，至晚上十一时才结束。

审议的议案有：《关于中共十七大组织、选举程序议案》；《关于中央部委办、地方组织织选举程序议案》；《关于纪委隶属、组织选举议案》．．．．．．等十一项议案。其中有七项重要议案因争议激烈，涉及中共的权力地位、利益关系等，被否决。

以下是被否决的七项议案。

十七届政治局委员差额选举案被否决

一、关于十七届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采用差额选举，差额拟订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表决结果：有五名政治局委员反对，七名政治局委员弃权；列席会议的七十九名中央部委、省级一把手（不列作会议正式程序）表决结果：五十六票赞成；十一票反对；十二票弃权。

这一表决结果，反映部委、地方与政治局的矛盾已公开化。

新届省部党委、常委差额选举被否决

二、关于新届省部党委（组）委员、常委选举采用差额选举，差额拟订委员为百分之十五或以上，常委为不少于百分之十。这一议案属于争议激烈之一。部委、地方基本上清一色反对或保留，表决结果：七票赞成；五十一票反对；二十一票弃权。

在政治局委员表决中，赞成，十一票。但重要议案需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才能通过，因之未获通过。

部委、地方所持反对的理据：容易产生拉帮结派，使党委难产，工作展开会困难，甚至使党委瘫痪，后果会让不合格、有严重问题的人进入班子，党委很难适应化， 等。河南省委书记还提出：地方党委扩大差额选擧，上级党委、组织部还要不要内定书记、省长？内定的书记、省长如被差额选举“差”下来，怎么办？云云。

十七大党代表比例的争议

三、关于十七大党代会代表中，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党员领导，原则上不超过百分之六十：基层、乡村、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原则上不少于百分之四十。

此一议案引发争议，指：党代会代表的政治素质、坚定性，体现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又指：代表性关系重大，不能随意改变，等。结果改为：十七大党代会代 表，党员领导不超过百分之七十；基层、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不少于百分之三十；省级地方党代会代表，改为党员领导不超过百分之六十五，基层、乡村、生产和 工作一线党员代表，不少于百分之三十五。

这一改变，反映出在集国家政治、经济、军队、司法一切大权的党代表大会上，都要加强保险再保险，稍微在民主程序上松动一下，都受到了特权阶层的抗拒。

休会期间党代大会代表的弹劾权利

四、关于在党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代大会代表有权向本届党委提出召开特别大会，就渎职、违纪、不称职党委成员，提出弹劾议案。

这一议案是温家宝、罗干提出的。温指：如果党内有效监督机制不能建立好，实际运用好，那么，其他的监督机制某程度形同虚设，必须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省部级党组织一级有效执行，这是执政为民、以民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

但，这一议案却受阻搁置了。

非共产党员担任部长省市长正职的议案

五、关于非共产党员经程序审核，选举担任地方政府省（市）长、担任国务院部委办正职的议案。

其实，有关这一议案的内容，在建国初期还有部分实施，到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期间，还在国务院部委正职中，保留了水产部长许德珩、水利电力部部长傅作 义、粮食部长沙千里、纺织工业部长蒋光鼎，作为点缀，一切权力由党委（组）操控，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是“东西南北中，共产党领导一切”。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八一年八月、八四年七月，胡耀邦在党内就曾提出：“如何体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有利团结、调动各方面人才和力量，优秀的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可以担任地方省长、市长、国务院属下大部分部委正职。首先党内要解决好一个问题：党员永远是少数。”

这一议案是由胡锦涛、温家宝和吴仪提出的，但都未能通过。

纪委职权问题的议案

六、关于地方纪委直接向上级党委政治、组织负责，向上级纪委工作职责负责，受同级人大常委会监督的议案，也被否决了。

据说否决的理由，指：复杂会引起多个中心，云云，又指：纪委权力过大，党政工作会受到干扰。

向社会公开干部违法犯法的议案

七、关于凡属中央、地方党政国家机关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凡违纪、犯法，经核准后，一律向社会公布其违纪、犯法概况（除涉及国家机密内容外）议案。

这一议案是中纪委以常委会通过的议案，提交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的，但都未能通过，而且抗拒、反对的声音占絶对多数。中纪委表示：将把议案提交明年 十七大代表大会审议。中纪委准备“硬上马”，放在代表大会上，肯定有胡温的支持，也反映出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全面开花，错综而复杂。

胡温剥夺人民知情权

特别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北京向外公开了中央政治局近期有关决定，那只是扩大十七大代表的比例及执行八０年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有关选举应实行候选人多于应选人的差额选举办法，而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否决而搁置的有关议案，却只字未提，无可 奉告。胡温政权仍然在肆意地剥夺人民的知情权。

这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七大议案遭到否决，说明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进入了白热化，也同时说明，在中共党内高层，对稍为扩大一点民主化的任何改革都很难行得通。